随着资本监管趋严、资产规模扩张与参与市场竞争的需要，城商行资本管理压力日益凸显。城商行只有从自己的资本管理困境出发，弄清资本管理难题形成的内在机制，围绕城商行特色化发展、资本管理政策、非信贷业务转型等提出解决方案，才能破解资本约束难题，实现资本充足水平和银行业务发展之间的平衡。
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了《机电产品再制造行业规范条件》（以下简称《规范条件》），该文件的出台，进一步完善了再制造行业政策体系，为机电产品再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标杆，明确了路径，具有极强的指导意义。
综上所述，喜闻乐见的消费形式、货真价实的价值发掘、简单便捷的消费和体验通道，权益机票在接下来的数年乃至数十年中还有待进一步扩张。当然，站在全球视野来看，民航产品和服务的“权益化”甚至“金融化”，也是显而易见的趋势，值得业内高度关注。
2023年8月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包括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主要有三大要点：一是制定实施一揽子化债方案。二是中央财政积极支持地方做好隐性债务风险化解工作，督促地方统筹各类资金、资产、资源和各类支持性政策措施，紧盯市县加大工作力度，妥善化解存量隐性债务，优化期限结构、降低利息负担，逐步缓释债务风险。三是加强
本文通过梳理传统银行业不良资产的来源、处置等全生命周期的特点和监管政策导向，整理在银行不良资产传统处置过程中常见的问题，提出不良资产处置关键在“控新”、提升不良资产清收质效、依法合规进行不良资产“出表”、做好不良资产经营盘活的新文章、提请地方政府改善区域诚信环境等中小银行不良资产处置的策略建议。
近年来，积极发挥农业保险保障粮食安全是国家重点关注的问题。在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和两会报告中，多次提出要加快发展政策性农业保险，扩大完全成本保险和种植收入保险的实施范围，确保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的供给。规模农户是我国主要的粮食生产主体，推动我国农户规模化经营，保障规模农户的利益需要做到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创新发展新型农业保险产品，提升农业保险对规模农户的保
2019年以来新冠肺炎疫情加剧了世界经济的不确定性，为应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立足于服务大局、服务实体经济、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我们建议通过进一步增强农村土地担保属性、促进经济金融乡贤回归、尽快出台普惠金融促进法等三种方式创新乡村振兴金融服务供给模式，提升乡村金融服务效率。
商业银行信用风险失控不但会对银行运营及发展产生不利影响，还会侵蚀银行利润、导致银行破产、甚至引发社会问题。我国目前的市场经济缺乏较为完善的风险管理体系，商业银行运作缺乏规范性和过度追求发展的盲目性，导致相应的信用风险不断出现。本文拟对大额信用风险的问题成因加以分析，探讨联合授信对抑制过度授信的意义，进一步思考防范多头授信和过度授信的措施。
分析中外历史经验教训，基于经济学基本理论和规律，解决“卡脖子”难题的表面是自主研发关键技术，本质方法还是进行打破国际垄断的制度改革。
创新与科技不同，其本质上是一个经济概念，没有商业化应用价值的科技成果不能称之为创新。对于创新型企业来说，能有核心的源技术至关重要，综合开发下游的终端制造以及云端应用平台、渠道与品牌的全面能力，也是商业成功的关键。现在国家在大力推动以产业链为单位的规划和管理，对具备国际视野的海归创新型企业家来说，如何更好地利用国家政策使自身拥有端到端的打通能力是重要问题。
总体来说，加政府贸易多元化政策的实施初见成效。《美墨加协定》(USMCA)的成功签署减轻了加拿大面临的重大贸易风险；《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的实施增加了加拿大企业进入亚洲主要市场的机会。但另一方面，特鲁多政府无法妥善处理与中美两个大国之间的关系，加拿大政府未能很好地实现外交双边及多边关系的处理。进步贸易议程的提出增加了加拿大与其他国家务实推进贸易协
总体而言，零售型央行数字货币将带来零售支付的便利性，具备类似于现金的点对点支付功能，开放普惠特征更加明显，理论上可更好用于跨境支付等情境。间接型或混合型的方案设计有助于缓解中央银行的压力，也有助于调动市场机构的积极性，以更好地推广央行数字货币的应用。
对此，刘元春表示，必须加强政策性金融的引导，但也要看到政策性金融在资源禀赋和循环战略功能的构建中的局限。面对传统政策性金融和市场化金融工具的双重失灵，以科技赋能新金融工具，就能够弥补目前的缺陷，即在区域功能的布局过程中，需要在市场与政策之间寻找平衡，而这种平衡的突破点就会体现在科技赋能金融这一系列的新金融上面。
我们认为，在资产管理业务中，资金从投资者出发，通过资产管理机构，投向底层的各类标的，从而形成了资本要素。资产管理业务在满足社会大众对财富管理保值增值需求的同时，也满足了实体经济不同层次的融资需求，进而推动了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
机场社会化招商，是机场集团通过让渡该标的项目产权或经营权的方式，为项目建设进行融资或对已建成项目进行债务重组的操作模式。
美墨加协定相对于现有的国际贸易协议，无疑是一个在诸多方面标准更高的贸易协定。协议没有使用“自由”二字，或许更体现了其特点：不是谋求建立一个超越国家主权的经贸体系来约束成员国，而是以契约的方式讨教还价，各国以自身实际情况执行协议内容，允许违约甚至对违约及对应报复程序进行了约定。其对双边或多边贸易协议的借鉴意义是客观存在的。但其对WTO协议的侵蚀也是不容忽视，特别
2017年4月，根据部分证券公司申请，证监会启动证券行业并表监管试点前期工作。两年来，相关证券公司持续加大投入，健全风险管理体系，完善风险管理系统，梳理风险管理流程，储备风险管理人才。经行业互评和外部专家评审，中金公司、招商证券、中信证券、华泰证券、中信建投、国泰君安6家证券公司已基本建立能够有效覆盖各类风险、各业务条线、各子孙公司的全面风险管理体系，初步具备实施
增发特别国债和地方政府专项债将主要用于基建和减税降费。预计地方专项债将增加1万亿至3万亿，按照政策要求专项债主要投向基建类项目。预计这次基建投资更像98年温和模式，而不是08年强刺激模式，既解决问题，又把握好度。此外，要落实好各项减税降费政策，减轻企业及家庭负担，刺激有效需求，带动消费增长。
与传统“铁公基”相比，数字基建内涵更加丰富，涵盖范围更广，更能体现数字经济特征。因此，数字基建带来的发展机遇，不在基建本身，而源自数字化、智能化的升级与经济社会转型需求的叠加，是时与势的结合。
上海交通大学行业研究院副院长陈宏民表示，在新冠肺炎疫情下，有几个动向值得关注。“一是在线教育可能大规模兴起。由于之前两个阶段的影响，在线教育的优势进一步凸显；二是产业互联网平台可能获得大规模发展，进而改变一些行业的价值链和商业生态形式。”
刘尚希表示，以往财政政策主要是基于需求管理的分析框架，但从今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来看，财政的积极作用不仅要体现在经济领域，还体现在社会领域，要理解积极的财政政策不仅是需求管理经济框架下的政策，同时也是社会政策。这就是当前财政政策的基本特点。
金碚表示，判断中国的经济发展的态势，首先应当判断我国的工业化是否已经完成。如果工业化已经完成了，1%-2%的经济增速就可以了，能达到3%-4%就很了不起。如果工业化还没完成，保持5%—6%的经济增速是需要的，因为5%-6%是准高速增长，不达到会出现一定的问题。
毛振华认为，可以再往前走一点，可以考虑将农村土地彻底改革。如果土地所有权属于个人，就像城市里每个人的住宅一样，变成每个人的土地可以流通、抵押，不需要特殊政策，“让中国的土地都有市场价格，启动这么大的市场，能够吸纳大量社会资金消化过高的货币存量，同时让农民获得消费能力。”
在笔者看来，如果说此前LPR小幅下调仅仅是广义上的市场化降息，本次MLF利率的下调则标志着央行降息的正式落地，此前市场关于是否会降息的讨论可以告一段落。而事实上，早在LPR改革推出之际，笔者即认为“未来央行通过下调MLF利率引导贷款利率下行的降息方式是比较确定的”，此后也一直呼吁降息，上周还发表文章《PMI数据提示“降息”必要性》（10月31日），因而央行本次操作符合笔者一直
综上所述，短期内外不利因素难有显著改善、国内经济仍将承压。在此情况下，货币和财政政策有必要进一步宽松，可以考虑降息、提前发行专项债等政策措施。当然，中美贸易谈判仍然是重中之重，积极谈判、力促协议的达成仍是当前对外政策的首选。我们认为，11月中美两国有望签署第一阶段协议，国内经济将会迎来短暂的缓冲；如果配合逆周期政策的进一步放松，或为明年经济保持在6%以上打下坚实
笔者认为，虽然美国经济短期内尚未看到衰退风险，主要外部风险中美摩擦和英国脱欧近期情形均现转机，但美国经济放缓的趋势远未结束。总体来看，当前全球经济仍呈现加速放缓的态势；且中美贸易谈判虽然有阶段性进展，但未来不确定性仍然存在，美国出口的反弹很可能只是暂时性的；英国脱欧等因素也将影响全球经济前景。美联储年内第三次降息已经靴子落地，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振市场信心，但
王广宇指出，去年以来，中国金融领域的开放政策大大领先于其他领域，近期取消了外资证券公司、基金公司在中国的持股比例。因为技术和金融体系的开放，各个国家开放经济的策略已经不能遏制，也不能改变，总结中国过去40年发展的经验，未来怎么更长远发展，实现高质量增长，开放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