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中国制造论坛”于2020年1月11日在佛山市举行。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出席并演讲。在蔡昉看来，我国制造业占比“未富先老”——在还没有富裕的时候，制造业就开始有一定程度的萎缩了。分析其原因，蔡昉认为由于我国劳动力供给开始减少，外出农民工转移的速度放缓，造成了部分地区的劳动力短缺，进而提高了制造业成本，因此，制造业占GDP比重就下降了。

蔡昉表示，国家对粤港澳大湾区的定位有很多方面，其中最重要的是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一步深化，传统产业加快转型升级，新型产业和制造业核心竞争力不断提升，数字经济迅速增长，金融等现代服务业加快发展，这是我们的立足点。也就是说我们讲的中国制造就我们企业或者是行业来说，是未来中国经济的一个重要支撑点。因此，我们要把眼光放得稍微高一点。

说中国的制造业现在是什么状况？过去我们讲到人口的时候，我们总是说中国是“未富先老”。一般来说，人口老龄化是发达国家的专利，但是我们在还没有进入发达国家这个阶段的时候，就已经开始经历人口老龄化。现在我把它套用一下，说中国制造业也遇到了“未富先老”的情况。一是说制造业的比重一般也会下降，但是它会在一个特定的发展水平上在讲。但我们下降得太早，所以我们还没有富裕的时候，制造业就开始有一定程度的萎缩了。另外一个角度说，中国制造业过早下降是和人口的“未富先老”相联系的，也就是说我们劳动力过早出现了短缺，工资上涨太快，降低了制造业的竞争力和比较优势。

经济发展中，有很多曲线。我们经济学家就喜欢画曲线，“倒U曲线”说明，一个东西先上升到达一个峰值以后，会在下降，其实制造业的增加值占GDP比重长期趋势也是“倒U曲线”。大家可以看到美国经历过制造业比重最高到下降的趋势，我们选择中等收入国家或者是中等收入陷阱国家阿根廷看也是从制造业上升到下降的过程，也是发生在比重过早。中国从2006年开始也出现了制造业比重下降的趋势，而且至今这个趋势还在向下，这个是“倒U曲线”。看上去“倒U曲线”变化趋势对于制造业比重来说可能是一个规律，但是任何规律都在应该的时间、应该的地点发生才是规律，否则早熟可能就是“未富先老”。

我们看看我们是不是有一些早熟？数据显示，美国是1953年制造业比重达到峰值，随后就下降了，1953年美国的人均GDP按现在可比价格计算是超过1.6万美元，农业劳动力比重只占7%，这意味着它相对来说已经成为一个发达国家，各方面可能具备了制造业比重下降的条件，也就意味着制造业比重的下降，是以制造业的高端化的提升为前提的。

日本制造业大概在1970年左右从最高点开始往下降，当时日本的人均GDP已经超过了1.8万美元，它的劳动力比重降到了比较低的水平，大概是19%左右，也就是说从成熟的制造业趋势下降。我们知道下降以后美国和日本仍然是制造业大国，但是不是以比重高取胜，原因我们之所以还把它叫“制造业大国”和“制造业强国”是因为他们制造业的高端化。

蔡昉还选择了两个中等收入的代表——阿根廷和巴西，他们是稍晚的时间开始往下降，他们的收入大概是6000-7000元美金的中等收入的水平，农业劳动水平是30%到40%，从一定程度上来说是比较早熟的制造业下降。对于中国来说，在人均GDP只有3000美元的时候就开始有下降的趋势。我们的农业劳动力比重当时高达27%，所以很显然这是太早了。

为什么我们的制造业比重会下降呢？蔡昉表示，是因为我们的劳动力供给开始减少。外出农民工转移的速度开始放缓，相应的就是劳动力短缺。珠三角最明白，劳动力短缺造成工资上涨，因此制造业成本提高了，制造业比重就下降了，这三者之间是密切相连的。我说这是一条腿效率，就是说决定我们制造业发展的优势是用两条腿，一条腿是比较优势，就是你的劳动力成本，还有一条腿是看规模经济和聚集效应，这个我稍候会给大家展示。

我们现在制造业比重过早下降有什么不好呢？大家看一看，我们一产、二产、三产的劳动生产率，二产劳动生产率明显高于一产农业，同时也明明高于三产劳动生产率，也就意味着二产下降过快的话，劳动生产率还要转移，转向一产和三产，也就是说中国劳动力是下降的，中国经济已经到了这个时候，是不能靠生产要素的积累和投入发展，必须靠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恰恰这个时候会出现一个生产率增长放缓的趋势。因此对于我们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是起到了负面的效果。

蔡昉表示，看一下过去几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的构成，一产基本上保持很小的比重，不怎么变。三产相对份额提高，二产的比重下降，绝对值也下降，这意味着经济增长不能保持在原来的速度上，同时也显示出我们经济增长的质量没有相应得到提升，明显是我们是提高了很多，但是和我们所期待的还有巨大的差距。

因此，我们就看一看中国制造业未来的潜力是什么？其实我们现在看到了制造业已经出现了从沿海地区，珠三角、长三角逐渐向中西部转移的趋势，这个趋势发展很多年了。转移的驱动力是什么呢？就像前面所说的，制造业的发展以及在什么地方发展，它在哪个地方聚集，取决于两个效应：

一是比较优势效应。看成本，土地成本低，劳动力成本低劳动力丰硕，他就聚焦在什么地方。从这一点上来说，我们相对其他早期的工业化国家和地区来说，我们具有这个优势，因此制造业就流向了中国。但是到了中国，落脚在沿海地区还是中西部呢？很显然中部地区的劳动力更便宜，土地也更多，为什么没有流向哪里？

因为还有第二个因素决定制造业的布局，就是规模效应和集聚效应，比如说更好的基础设施、人才、技术和产业的配套能力，这些要素和比较优势因素共同决定了我们早期的制造业集中在沿海地区。

我们做了一个计量分析，聚集效应在决定制造业发展的因素当中是下降的，成本效应随着时间推移是提升的。当成本效应大于了聚集效应的时候，就是土地的价格、劳动力的成本决定了制造业往哪里走？因此就走向了中西部地区。

为什么过去这些年我们发生了制造业产业转移的趋势。但是这个趋势并不是注定的，我们过去中国有人口红利，随着劳动力短缺、人口老龄化，我们就出现了继续沿着成本的曲线往下走还是要往上走？往上走就意味着说我们有新的聚集效应发挥作用，吸引制造业的重新聚集，同时升级换代。很显然我们包括佛山在内的粤港澳大湾区就是这样的一个地区。

粤港澳大湾区是最强的比较效应，同时我们很多学者比较的时候，说我们这个大湾区和其他的其他几个大湾区的优势不一样，我们最大的优势大家没有提到，就是粤港澳大湾区是联系着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经济体，也就是说我们还有一个优势我们劳动力转移还没有结束。

随着经济发展，农业劳动力比重是在下降，但是中国还没有下降到那个程度，也就是说我们仍然有大规模的农业劳动力可以转移出来。那这个转移是给中国制造业发展提供了一个时间窗口，我们还有一部分的人口红利加以利用，给予我们足够的时间升级换代，当然并不以为这我们就不着急，但是优势仍然是需要利用的。因此，聚集效应优势、比较优势都要用，但是这是你独特的，如果你不使用它就是极大的浪费。你的制造业潜力，无论是发展潜力，扩展潜力还是升级潜力都没有得到充分的挖掘。

二是胡焕庸线看聚集效应。我们从中国画一条线，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看到的是灯光，沿海地区是最亮的，珠三角地区粤港澳大湾区也是最亮的。第二排是什么意思呢？不仅仅是灯光，是你的基础设施的条件，经济的活跃度、人才的集中度等等等等，同时，我们又把整个这一张中国地图胡焕庸线作为整体来看，我们还有广大的中西部地区为我们提供充足的劳动力，也提供巨大的市场，因此这是中国的独特优势。同时，我们目前的农民工在城市他可以自己选择就业，也可以选择居住，他的基本公共服务也越来越精准，但是和本地职工仍然有差距，因此来说我们应该创造更好的条件，吸纳农民工发挥出中国人力资源的比较优势。

其实我们细观世界经济，我们知道世界经济现在很乱，这个国家在闹事，那个国家走向民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总体上是全球化在逆转遭遇的情况。这种情况出现是什么原因呢？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很多发达经济体，它的制造业在萎缩，甚至有一些地区城市经济，它的制造业一转移，就转移空了，完全的空心化。

我们细观察，如果一个国家和地区，没有制造业和制造业的不断升级，其实就没有中等收入群体，在西方叫没有中产阶级，美国的中产阶级就在萎缩和消失，就意味着我们越来越多两极化，两极化其中有一极是高端的，比如说美国这样的地方，最好的人才也在这里。但是还有一极化，就是低端的服务业，永远可以吸纳就业，这是好的，但是永远不用升级，直到有一天机器人把我们替代了都不知道怎么办？在这之前这部分永远不升级，工资不能提高，他也不能看到自己下半辈子社会地位会不会有提升，他也看不到他的子女会不会有社会流动，因此这样的一个固化的社会，其实就是社会分裂，甚至是政治出现问题的一个边缘，这是世界上面临的比较普遍的问题。

因此，给我们具有广大的中国的中西部以及我们要发展制造业的各种优势，我们必须要形成优势互补，把珠三角地区和粤港澳大湾区的优势发挥到极致，充分利用中国经济具有韧性以及多样化的国情充分转化成自己的优势。

最后，我们要做好自己的事情，其中一个重要的一点就是把制造业尽早的提升它的价值链地位，同时我们在国际上坚定地维持全球化、多边主义保护我们的利益。充分利用下一轮全球化和技术革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