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导报 中国发展网 记者张洽棠

11月20日，由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主办的“中国金融四十人看四十年”系列讲座第5期暨“CF40·孙冶方悦读会”第10期在北京举行。本期主讲人是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学术顾问、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主题交流及互动交流嘉宾为CF40学术顾问、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林毅夫和CF40高级研究员张斌。讲座聚焦“四十不惑：从高速增长到高质量发展”，探究了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经济腾飞的主要动因。讲座由CF40秘书长王海明主持。

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充分条件是什么？必要条件是什么？蔡昉表示，充分条件就是改革，而特殊条件则是中国具备，同时其它国家不具备的，其中，人口红利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原因。

蔡昉演讲主要观点如下：

我们先看人口，我把人口分成劳动年龄人口和非劳动年龄人口。劳动年龄人口的年龄在15到59岁，非劳动年龄人口这种叫法有的时候也不太合理，也可以称之为依赖型人口，即15岁以前和60岁以后的人口。在1980年到2010年之间这30年中，我国劳动年龄人口迅速增长，非劳动年龄人口几乎没有增长，其实是略有负增长。人口的这种变化就导致了中国人口结构有利于经济增长，我们把它叫做创造劳动人口机会窗口期。发达国家劳动年龄人口也是增长，但是劳动年龄人口增长没有中国增长快。其他发展中国家依赖型人口增长很快，劳动年龄人口增长也很快。只有中国，我们是劳动年龄人口增长，非劳动年龄人口不增长，这是独特的条件。

这个条件带来了什么？带来了过去高速增长中的增长源泉。高速增长都和人口结构有关系，跟人力资本、劳动力数量有关系，这个都大家容易理解，但是这两个贡献率并没有那么高。我们分解了过去30多年的高速经济增长，每年的增长速度就是由这些因素构成的，最大的贡献是来自于资本积累，资本积累也有两个原因和人口密切相关。

第一个，当你的人口抚养比不断下降，而且很低的情况下，你可以把创造的剩余储蓄起来，我们实现高储蓄率。储蓄起来就可以投资、可以积累。同时，因为有劳动力的充足供给，也不会像新古典增长理论那种假设，很快遇到资本报酬递减现象，事实上很长时间不会，因为你的劳动力供给是充足的。因此资本投资的回报率也很高，你有高储蓄率又有高的资本回报率，很自然，资本积累为经济增长做贡献是必然的。

我们还有一大块，最后这部分是生产率的提高，比如全要素生产率。我们发现在全要素生产率中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来自于资源重新配置，也就是说劳动力从生产力低的农业专项生产力转向更高的非农产业，这个转移本身对我们经济增长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就做出很大贡献，这也是我们积累大量剩余劳动力带来的。因此，几乎我们过去的全部的经济增长源泉都和人口因素有关，是特定时期人口结构变化的结果。因此我们获得了人口红利。这里举两个例子。

第一个，人力资本。如果你画一张图，横坐标是人口年龄，纵坐标是人均受教育年限，这就是人力资源的指标。发达国家从20到60多岁是一条水平线，因为它的教育早都发展到那样饱和了，大家受教育程度都很高，20岁的人受教育年限跟60多岁的人是一样的。但是对中国以及其它发展中国家来说，越是年轻的人受教育程度越大，当年有大量的劳动力涌入劳动力市场，他们带着更高的受教育年限很快显著改善劳动力人力资本存量。把中国受教育年限和世界水平线相比，中国实现了快速地赶超。

再有一个，论证我们生产力中有相当大一部分来自于资源重新配置，我进一步分解劳动生产率。一产贡献了一个份额，二产贡献了一个份额，三产贡献了一个份额，这三个贡献份额加起来不是100%，还有44%的因素是来自于资源从一产到二产到三产的转移，主要是劳动力资源，也就是说再一次印证资源重新配置是特定时期的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源泉，也是人口红利的表现。

当然，这些条件，我们改革开放之前也具备，今天非洲也具备，很多东南亚、东亚、南亚国家也具备这些人口年龄，人口红利的潜在贡献必须有改革开放。因此，为了兑现中国人口红利，我就相应把中国的改革过程用这样一个逻辑来概括：退出——流动——进入。因为人们为什么要流动？农民工流动是因为他想获得更高的收入。因此，微观上人们是有动机的，你解除制度障碍，允许我流动，那么我就有这个动机去找收入更高的就业岗位。从宏观上，它就告诉我们，你的生产率来源是这种资源重新配置。这个逻辑，即可从激励机制和微观选择角度认识，也可从配置机制和宏观效应角度认识；既可以解释农村改革发展逻辑和剩余劳动力转移过程，也可以应用于认识企业改革、其他要素市场发育。

首先，农村改革推动劳动力退出。1978年凤阳小岗村农民找队长的时候他们是典型人民公社，大家积工分，那个时候最大特点，它没有退出政策，你搞一些副业被叫做资本主义的尾巴，因此你只有说偷懒，我没有力量干活。家庭承包制，人民公社废除，改善了微观激励机制，一下子就根本上赋予了农民配给他劳动力、生产要素的权利，我们家庭承包制被写进宪法，成为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人民公社没了，从那个意义上说，它不再控制人们的劳动的岗位，当然我们还经历了一系列的过程，是一个渐进的改革，比如说先从种粮转向种植业，更多的种植业到多种经营到进入乡镇企业到小城镇、中小城市、大城市在中西部进入东南沿海。这样的一个过程是逐步退出的过程，我们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同时，城市化率也在大幅度的提高，而农业劳动力的比重就相应降下来，这也是搞农业经济，我是从本科到硕士到博士学的是农业经济。这是农业经济学家的所坚信的一个叫“铁律”，农业份额下降，经济发展的一个铁律。

然后，新增就业促劳动力流动。退出以后，他们就流动，我们也知道92年邓小平有个“南巡”讲话，之后我们沿海地区的中小企业、非公有经济、外向型的制造业就大规模发展起来了，因此劳动力从农业一下子就转向了这些领域。那么不断重新配置导致了目前我们城市的就业中农民工占到了40%左右。

最后，清除劳动力进入的体制障碍。再下一步他们不是简单的流动，他们不断克服制度障碍，进入到生产力更高的部门，他们先到小城镇再到中小城市，再到大城市，在大城市边缘生产出来的新企业就业，随后他们也可以进入到了国有企业，进入到各层，甚至也有一些获得了长期的居民的待遇，甚至还有一些，当然不是很多，也得到了城市的户口。那么直至我们今天城市的就业中农民工已经成为一个不可或缺的疏难过程，他们从年龄上补偿了我们人口老龄化。你把人口相关的因素变成生产要素的供给变成生产率的提高，你测算出来你就可以得到2010年之前，中国就应该有这么高的增长速度，我们叫潜在增长率，就有10%，实际上我们实际增长率尽管是波动，但是平均下来也就是10%，这就是我们的过去。

当然，情况在变化。2010年，我们进行了一次人口普查，我们老龄人口一下子看到了一个问题，15到59岁这个劳动年龄人口在那一年达到了峰值，峰值就是拐点。从2011年劳动年龄人口开始减少。从那之后，就一直减下去了。这个就是我们中国比较快的经济增长带来比较快的人口转变。人口转变就是从高生育率转向低生育率那么一个过程。转的结果必然是老龄化的加快，劳动年龄人口相对减少。出现了一个我所说叫做“未富先老”。

2010年中国的人口结构，已经不是一个典型的金字塔，我们越来越像一个橄榄型。不含中国的其它发展中国家的数据，它比中国更像一个金字塔状。它的表现是什么？是说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但是中国比其它发展中国家中“更老”，所以我们把它叫“未富先老”。2010年我们经历了两个拐点，都是人口拐点。第一，劳动年龄人口到达峰值之后就负增长。另一个，同一个指标另一种表示，是人口抚养比，2010年达到最低点，在此之后迅速提高。大家说为什么2012年开始中国一下从两位数11%的增长速度一下跌到8%都保不了，其实就是由巨大的拐点导致。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农村的16到19岁的人口在2014年达到峰值以后现在也在减少，相应进程农民工速度大大减慢，你再搁到生产函数或者增长核算方程里面，你就会得到中国潜在增长率在2010年之后就一定是下降，这是我们过去测算的。“十二五”期间平均只有7.6%，后来实际增长速度是7.8%，“十三五”只有6.2%，目前我们还高于6.2%，因此我们也有信心说，我们后几年降到6%都是很好的速度，我们一点都不担心会造成失业现象，潜在增长率就是充分就业的增长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