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发展网讯 10月9日，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宏观经济热点问题研讨会（第54期）”于线上举行。本期论坛聚焦“需求不足和结构矛盾下的就业市场”，来自学界、企业界的知名经济学家及行业专家毛振华、卢锋等联合解析。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就业研究所所长、教授曾湘泉代表论坛发布报告。

报告认为，总需求不足是宏观经济目前的主要特征。9月份，国家统计局PMI预期指数比上个月增加1．1个百分点至53．4％，回升到扩张区间。但从需求订单看，新订单指数是49．8％，仍处在收缩区间。总体而言，宏观经济呈现“供强需弱”。

报告指出，近年来，中小企业就业市场景气指数变化较大。2021年2月，中小企业蓝领就业指数曾达到2．0的高点，之后迅速下降，2021年8月降到0．82，2022年6月底达到最低点0．34，尽管7－8月份止跌，但仍在低位徘徊。当前招工难结构矛盾有所缓解，但这更多源于经济下行导致的制造业招聘需求下降，而非就业市场匹配效率的改善。结合CIER指数以及蓝领就业景气指数两方面来判断，当前宏观经济已呈现出明显的总需求不足的特征。

同时，报告认为，就业质量下降导致需求不足。就业质量，特别是工资收入的变化是宏观经济总需求重要的观察指标。从相关数据来判断，当前工资或收入增长缓慢，甚至下降，已成为总需求不足的一个重要原因。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中国企业雇主－雇员匹配数据调查”显示，2021年疫情期间企业停产率为26．13％，全年平均利润总额下降16．29％，实际在岗人数下降33．87％，受疫情影响，员工每月平均税后总收入下降4．98％，其中每月基本工资下降11．64％。分行业来看，文化、体育、娱乐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住宿和餐饮业、制造业等行业收入存在明显的下降。全国总工会劳动关系研究中心2022年4月的就业质量调查显示，全国9成以上的职工在工作和生活上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疫情的影响。48．8％的员工表示收入减少或稳定性变差，其中住宿和餐饮业、批发和零售业受影响群体占比分别是63％和59％。在受影响的群体当中，灵活就业，特别是非正规就业劳动者受到的影响最大。

报告指出，我国就业市场存在两大问题，一是我国就业市场“就业难”和“招工难”并存。“就业难”，是指青年（按国际劳工组织定义为16－24岁）失业率较高，特别是应届高校毕业生表现得尤为明显。在青年失业率处于高位的同时，蓝领就业市场“招工难”问题则依旧突出。制造业普工、技工，以及生活服务业的家政等普遍用工短缺。二是青年失业率变化与全国就业市场景气变化背离。将统计局发布的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和31个大城市城镇调查失业率与青年失业率对比来看，本季度，特别是6月份以后，城镇调查失业率和31个大城市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在下降，而青年失业率则在不断上升，最高达到19．9％。尽管8月份下降至18．7％，仍处于高位。全国失业状况好转，而青年失业率则上升，这也反映了结构矛盾。

报告认为，造成上述现象的原因来自两方面，一方面是供给人数大幅增加，今年高校毕业生是1076万，明显高于去年，这还未将回国留学生计算在内；二是招聘需求人数小于去年同期。将7－9月分职业的高校毕业生招聘需求和求职申请前十位进行对比显示，结构矛盾更为具体和清晰。求职者大部分都处于文科内低门槛专业，比如行政、文员、人事、销售顾问等。市场招聘需求多的岗位则是销售顾问、客户服务、普工技工等。尽管蓝领整体需求下降，但普工、操作工、包装工、线装工等需求依然非常高。

报告指出，从长期来讲，现在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是人口老龄化加速。如果不考虑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人口下降和老龄化加速会导致潜在经济增长率下降。在这种情况下，就业结构矛盾可能会更为突出。到21世纪末，中国人口中超过40％的是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老龄化非常严重。在老龄化的背景下，如何提高劳动参与率是我们未来面对的挑战。发达国家退休人口重返劳动力市场成为一个新趋势。日本是老龄化最为严重的国家，2010年以来老年劳动率参与率快速提高，2018年达到25％，韩国超过30％。然而，我国退休群体更倾向于加入“跳广场舞”队伍，重返劳动力市场积极性并不高。按照2016年城市劳动力住户抽样调查（CULS）数据计算，退休人口的劳动参与率仅为4．2％，其中男性为4．9％，女性为3．7％。65岁以上老年人劳动参与率只有1．8％，远低于主要发达国家。

人口老龄化带来的照料需求增长与供给间的结构性矛盾将很突出。照料经济的需求巨大，供给端严重不足。市场化的照料无论数量和质量都严重供给不足。照料经济非常重要，有巨大的发展需求，但社会对家政行业有严重的就业偏见，认为它是伺候人的工作，这导致供需结构矛盾非常突出。

针对上述问题，报告给出了以下政策建议。

一是，构建收入增长机制，增加消费需求，维持经济可持续增长。

扩大内需是保增长和稳就业前提。我国提出要建立“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外需更多受外部环境的影响，而内需主要是靠收入增长。现在我国各行各业普遍缺乏收入增长机制，不管是企业还是公共部门，包括公务员，都没有这个机制，所以内需矛盾很突出。受疫情冲击或影响，灵活就业人群非常敏感，他们的工时和收入都在减少。非正规群体的就业问题很突出，对他们遭受疫情影响目前没有收入补贴机制，减税或免交社保之类的政策对他们用处不大。公共部门比如大学、医院，甚至包括公务员，这些群体工资中很大一部分来自于绩效。现在基本工资比重太低，应该考虑提高公共部门的基本工资占比，致使总需求不至于过快下降，通过收入政策来实施反周期调整，维持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二是，加大对中小企业人力资本投资，增加其岗位创造能力和规模。

对我国来说，中小企业是未来创造高质量就业的主体。要发展中小企业，一方面要扩大加速折旧范围。同时，应研究启动千亿人力资本投资计划，通过政府和市场化的平台构建模式，定向为中小微企业提供数字化应用和培训服务，通过提升中小企业岗位创造能力和规模，为未来几年日益增加的高校毕业生提供就业出路。现在高校毕业生不愿意去中小企业，这与中小企业的硬条件还是软环境上都有一定关系，要亟待解决。

三是，扩大“见习计划”范围，为中小企业的人才储备提供支持。

人社部实施每年一百万的“见习计划”，主要是针对失业两年的高校毕业生。建议把实施范围前移，前移到现在就业率比较低的普通高校，缩小这类高校与企业人才需求的认知差异，提高人才培养和实践要求的匹配度，为中小企业提供人才储备。

四是，完善就业监测体系，制定更为精准的就业促进政策。

需要完善就业监测体系，制定多口径的调查失业率监测指标。美国有U1到U6多个指标，我们至少应增加符合我国劳动力市场的有效指标，比如U4。目前不能简单地把返乡农民工都当作是退出劳动力市场，他们很多人是因为找不到工作，按照美国的说法叫做“丧失信心人群”。要提高监测的敏感性，更重要的还在于构建包括工时和工资变化在内的就业质量监测指标体系。另外，还需要建立劳动力需求或职位空缺调查制度。

五是，积极开展就业政策评估，切实落实就业优先的发展战略。

从去年到今年的青年失业率上升，有宏观经济和劳动供给方面的原因，也有一些政策干预造成的需求冲击或影响的问题。比如房地产、互联网和教培行业，这三个行业的政策对青年就业，特别是高校毕业生影响特别大。因此，建议今后国家出台重大的经济和社会政策前，要引入就业效果评估，尽可能降低对就业的冲击和影响。

六是，完善反就业歧视立法，推动相关司法工作。现在市场中有很多错误信号，实际上和歧视有关，因此我国需要推动反就业歧视立法和司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