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方 首都师范大学信用立法研究中心研究员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重构全球创新版图、重塑全球价值链，国际科技和产业竞争更加激烈。同时，“逆全球化”和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等问题更加凸显。如何把握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实现新旧动能顺畅接续转换，抢占全球产业发展制高点，培育新经济新增长点是关键。新经济不仅是传统经济的增量体现和技术迭代，更意味着发展理念、产业形态、组织方式、制度环境、监管方法、治理体系的全新变革。加快发展新经济、培育新动能，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目标，也是引领“十四五”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抉择。

一、新经济新在哪？

全球经济智能化、互联化和数字化的趋势

自1996年美国《商业周刊》首提“新经济”以来，新经济迅速席卷全球，不断重塑世界经济结构，改写国家、产业、企业竞争格局。与传统经济相比，新经济低通货膨胀率、低失业率并存，经济周期的阶段性特征明显淡化。不论2012—2019年，我国年均经济增速达到7.0%，还是这次新冠疫情的冲击下，受住了“压力测试”、展现出巨大韧性，实现二季度经济增长3.2%的表现，在全球一枝独秀，都显示了电子商务、线上线下融合、互联网金融等新经济的强劲拉动作用。全球经济的智能化、互联化和数字化的发展趋势，成为越来越多的人对新经济的共识。

如何定义新经济？

新经济是指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由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所催生的技术到经济的演进范式、虚拟经济到实体经济的生成连接、资本与技术深度粘合、科技创新与制度创新相互作用的一种经济形态。新经济当前已经从技术变革层面拓展到企业运行、产业融合、社会生活、人类交往的各个维度，正在展现它推动产业融合、经济转型升级和社会变迁进步的巨大能量。

新经济有四个特征比较明显：一是聚合共享。资源通过网络聚合，信息流、资金流、物流、人流重新聚合和供需双方高效配置。二是跨界融合。新一代信息技术快速发展，颠覆了产业组织方式和企业商业模式，推动价值链组合式创新。三是颠覆迭代。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颠覆式技术创新，互联网思维、技术、产品、模式等变革升级时间远远短于传播普及时间。四是高速增长。技术创新推动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爆发式井喷，促进新经济以指数型增长。企业不再是缓慢由小及大，独角兽群体成长是其中代表。20年前，在全球最大的10家公司中只有3家是科技公司，但今天有7家是科技公司。

新经济的六种形态

新经济形态分类目前不尽统一，一般包括数字经济、智能经济、创意经济、生物经济、海洋经济和绿色经济等六种。

数字经济是以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为关键生产要素，以数字技术创新为核心驱动力，以现代信息网络为重要载体，通过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不断提高传统产业数字化、智能化水平，加速重构经济发展与政府治理模式的新型经济形态。其中数据是重要生产要素，网络是重要载体，信息技术应用是重要推动力。“ABCD+5G”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快速发展，广泛渗透于经济社会各个领域，与人类的生产生活深度融合，成为引领创新和驱动转型的先导力量，正加速重构全球经济新版图。2017年，全球数字经济规模达到12.9万亿美元，占全球GDP比重约16%。根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报告，我国数字经济规模仅次于美国，2017年已达27.2万亿元，占GDP比重为32.9%，数字经济对GDP增长的贡献率达55%，已经成为引领产业发展和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优化的重要力量。

智能经济成为推动实体经济转型升级优化的重要力量。人工智能是具有“头雁”效应的基础性技术。3D打印、机器人与智能制造、虚拟（增强）现实、智能终端、智能网联汽车等领域技术也不断取得重大突破，智慧家居、智慧城市成为人们生活和城市发展新风尚，智能经济成为推动实体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力量，加速我国经济转型升级、重塑制造业国际分工格局。目前，我国人工智能及高端装备制造产业规模接近4万亿元。智能经济和高端装备制造、航空航天、卫星及应用、轨道交通、海洋工程装备、高端新材料等新兴产业融合程度不断加深。未来5—10年，我国人工智能及高端装备制造产业有望保持年均10%以上的增长，到“十四五”末，产业规模有望突破7万亿—8万亿元，占GDP比重约为3%。

创意经济是基于智慧性创造，推动文化、科技、经济相互交融与作用所形成的综合经济形态。国际创意产业、创意经济、创意城市、创意生态的全球推进成为当下创意经济的滥觞。从文化产业走向文化创意产业，首先是我国经济调整结构，通过创意改变和提升低端制造业的需要；其次，也是我国文旅、休闲等产业自身由初级形态向数字化、网络化、移动化的文化科技一体化升级换代的必然需求，是提升产业形态的重要方式与突破口。创意产业已成为现代经济体系中最活跃、最具发展潜力的产业。知识产业，包括文娱类原创IP经济，手游电竞、历史文学、音乐制作、影视动漫及网络视听等领域产业发展。数字创意设计、文化创意设计，包括工业设计、城市设计、出版设计、新媒体设计等产业。创意生活产业，把文化创意和生活美学融入市民的衣食住行。创意农业，结合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促进田园共同体、田园文创、农耕山居体验等农业发展。根据“十三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到2020年，仅数字创意产业规模就将达8万亿元。

生物经济是世界经济中增长最快、技术创新最活跃的产业之一。“21世纪是生物学的世纪”。目前，生物技术进入产业化阶段，基因检测、基因编辑技术正以比“摩尔定律”更快的速度发展，细胞和基因疗法技术日益成熟，生物产业已成为世界经济中增长最快、技术创新最活跃的产业之一，正在引发农业生产、工业制造、医疗健康等领域的深刻变革。2013—2017年，全球生物产业产值持续保持20%以上的增长速度，世界许多国家都不约而同地把生物产业作为新经济增长点来培育，加速抢占“生物经济”制高点。我国生物产业近年来保持年均12%以上的增速，以基因测序、合成生物技术、液体活检、细胞免疫治疗、生物大数据、生物仿制药、生物制造等为代表的生物技术进一步发展，将带动生物医药、生物农业、生物制造等生物产业快速发展，到2025年产值规模有望突破10万亿元，占GDP比重有望超过3%。

海洋经济是潜力巨大的蓝色经济。海洋是支撑未来发展的战略空间，也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根据联合国数据，现在全球海洋经济规模已可排到全球第七大经济体，约为2.6万亿美元。我国2017年海洋生产总值达到7.76万亿元，占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9.4%。大力发展海水淡化与综合利用、海洋可再生能源、海洋药物与生物制品等海洋新兴产业，促进海洋产业转型升级，提升海洋产业发展质量和核心竞争力，抢占国际海洋科技产业竞争制高点，成为海洋产业转型升级的必由之路。我国海洋产业正从传统产业转变为向科技要潜力、向远洋要资源、向业态创新要未来的创新性蓝色经济，年均增速可达8%—10%左右，到2025年海洋生产总值有望超过14万亿元，占GDP比重达到10%左右。

绿色经济是最具全球性、未来性、可持续发展的经济。绿色经济目前现在新能源、生态保护、节能环保、新能源汽车等行业表现靓丽，但其可持续意义远不限于此，更重要体现在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影响上。近年来，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助推绿色低碳发展大潮，绿色发展深入人心，绿色经济发展驶上快车道。据国际能源署统计，2017年新能源占全球能源消费的比重已达到15%左右。我国绿色经济发展迅猛，2018年总体规模约6万亿元。其中，风力发电和光伏产业规模稳居全球第一。2018年新能源乘用车销量首次突破100万辆大关，已成为新能源汽车产量、保有量最多的国家。随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深入普及，我国绿色经济有望实现年均10%的增速，到2025年绿色经济总产值有望超过12万亿元，占GDP比重超过3%。

双翼驱动新经济独领风骚

新经济领域知识和技术密集、渗透耦合功能强大、市场需求广、企业效益高、带动作用强，能够代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方向，符合人民群众美好生活的需求，是我国“十四五”时期产业发展的重点，到2025年，五大新经济占GDP的比重有望超过50%，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80%。将独领百年变局的时代风骚。

但六大新经济对未来社会经济发展引领并非均衡，其中，数字经济以其“新要素、新动能”，绿色经济以其“新道路、可持续”，二者或并行或交叉，成为推进新经济创新协同发展的双翼。

二、数字经济——新经济新引擎

全球数字化的竞争和转型

信息技术已经成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核心引擎，大数据、物联网、移动互联网、工业互联网、云计算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快速发展，广泛渗透于经济社会各个领域，与人类的生产生活深度融合，成为引领创新和驱动转型的先导力量，正加速重构全球经济新版图。数字经济成为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之后的最主要和最具变革性的经济形态。“疫情加剧了地缘政治，加剧了全球竞争，而行为变化和全球竞争加起来，归根结底是变成了数字化的竞争和转型。”

数字经济GDP占比将超过35%

数字经济已经成为引领产业发展和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力量。2017年，全球数字经济规模达到12.9万亿美元，占全球GDP比重约16%。世界各国正加速新兴技术研发，积极抢占技术竞争的制高点，持续释放数字经济红利，不断增强网络安全防护能力。全球接入工业互联网的设备数量有望从2015年的26亿件猛增至2021年的100亿件，到2025年将助推相关行业创造超过82万亿美元的经济产值。根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报告，我国数字经济规模仅次于美国，2017年已达27.2万亿元，占GDP比重为32.9%，数字经济对GDP增长的贡献率达55%。预计到“十四五”末，我国包括互联网、大数据、物联网、软件和信息服务、数字创意、电子商务等在内的数字经济规模约为40万亿—45万亿元，占GDP比重超过35%。

“数据”首次被定位为生产要素

农业时代，最活跃要素是土地。工业时代，最活跃要素是资本。数字时代，最活跃要素是数据。《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首次将“数据”作为生产要素，首先是工业经济进入数字经济时代的政策先导；其次，标志着我国正式进入“数字经济”已经从投入阶段发展到产出和分配阶段。

数据资源具有可复制、可共享、无限增长和供给的禀赋，打破传统要素有限供给对增长的制约，为持续增长和永续发展提供了基础与可能，成为数字经济时代的关键生产要素。要“构建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离不开大数据发展和应用”。

数字孪生下的实体经济与数字经济

数字技术在解构一个旧世界，建立一个新世界，即一个数字孪生世界。“人类社会、物理世界、信息空间”的三重结构新框架，对人们生产生活方式产生了深刻变革。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成为经济系统的一体两态。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是财富创造的根本源泉，是国家强盛的重要支柱。数字经济是改造和重塑实体经济的增量，是资源配置、经济运行模式优化和提升的自变量。

数字经济演进的趋势和构成

中国科学院院士梅宏认为数字经济未来有4个趋势：趋势一，以互联网为核心的新一代信息技术已经成为人类经济的平台和基础设施，极大地突破了物理约束、空间约束、时间约束。趋势二，新的业态，把各个原有的行业业态围绕信息化主线深度协作融合，完成自身的变革，同时也不断催生新的业态。趋势三，在信息化理念和大数据支撑下，政府综合服务便利性会提升，公众积极地参与社会治理。趋势四，信息技术整个体系即将完成一次蜕变式的、升华式的重构，带来未来数字经济进一步爆发式增长。

从纵向看，数字经济将围绕三个层次渗透融合推进：第一层为信息技术及其装备产业；第二层是深度信息化的各行各业，向传统产业提供计算力、核心ICT装备；第三层为跨行业数据融合应用的数据增值产业，提供行业数据资源支持。

从横向看，数字经济的构成包括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和数字化治理三部分。数字产业化，即信息通信产业，具体包括电子信息制造业、电信业、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互联网行业等；产业数字化，即传统的工业、农业、服务业的生产数量和生产效率提升，其新增产出构成数字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数字化治理，包括数字技术应用于政府和企业治理模式的创新，如企业管理优化和业务流程再造、智慧城市、新型城镇建设和现代化治理体系构建等。

疫情加速中国经济的数字化进程

这次疫情让数字经济模式在全国预演。上网买菜、网购防疫物资、在线问诊、在线教育、在线办公、在线服务、数字娱乐、数字生活、智能配送等新业态新模式全面开花，数字基础设施成为科技抗疫的基石。2月3日，年后开工第一天有近两亿人开启在家办公模式。350万教师、1.2亿学生在家通过钉钉视频上课。疫情以极端的方式重塑业务流程、商业模式和组织形态，加速制造业、服务业、金融业向数字世界的大规模迁移，推动了整个中国经济的“在线”进程。“健康码”、直播带货、共享员工、无接触经济、“远程移民”就是其中的代表。

“健康码”从杭州版到全国版，成为数字赋能社会治理的创新实践一大亮点。在疫情防控下半场通过对感染风险的识别和区分管理，发挥了关键性支持作用。健康码是数字化能力在紧急应用场景下的体现，也由于与社区、消费和交通等更多现实场景打通，而成为社会治理成本节约、效能提升的关键。

直播塑造的数字经济新业态。李佳琦的口红、薇娅的火箭见证了一个又一个直播奇迹，董明珠、梁建章、罗永浩等企业家也都加入了直播带货的大军，央视四位主持人也成了官方的带货天团。直播作为一种更加立体化的网络销售模式，开创了营销与销售的新渠道、新模式，为社会创造价值。

“共享员工”是共享经济市场业态的又一大创新。2月3日，阿里旗下的盒马鲜生正式宣布“跨界租走” 餐饮品牌云海肴旗下近500名员工。

无接触经济，是不需见面就能完成的经济活动。电商、远程办公、远程医疗、线上娱乐/、线上教育等都是无接触经济。传统制造业是可贸易品，服务业是不可贸易品。这次疫情的隔离措施限制人员流动，效果类似国家间的移民控制。无接触经济有助于克服人员不能自由流动的障碍，显示服务业可贸易的潜力。

“远程移民”。数字经济时代服务业可贸易性增加已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一个人没有移民，但通过信息通信技术和大数据应用被另一个国家的机构雇用，所以国际上有了个新词Telemigration，可翻译成“远程移民”或“虚拟移民”。无接触、远程经济启示我们要重新思考服务业在经济发展中的角色。2020年9月4日，2020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已经开幕。与“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货物贸易相比，服务贸易是当今国际贸易中最具活力的部分，也是经济增长的潜力所在、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标志。

数字经济会成为经济反弹重要抓手。中国经济上半年实现3.2%的增长，在全球经济中一枝独秀，数字经济会功不可没。目前中国已具备了强大的数字资源基础优势。2019年腾讯微信月活跃用户9.91亿；阿里巴巴移动端月活跃用户达7.85亿，支付宝月活跃用户已经超过6.5亿；百度APP月活用户3.16亿；京东活跃购买用户3.34亿；抖音月活用户达到了6.5亿。而中国移动、中国联通和中国电信用户分别达到9.47亿、3.21亿和3.34亿。

三、绿色经济——新经济新道路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绿色，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底色。绿色发展，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必然要求。绿色经济，是实现绿色发展的基础支撑、主要载体。

中央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作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基本理念，将在一个很长时期指引我们更好实现人民富裕、国家富强、中国美丽、人与自然和谐，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使绿水青山产生巨大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绿色发展和可持续发展是当今世界的时代潮流”，要“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协同推进人民富裕、国家强盛、中国美丽”。

绿色经济彰显绿色发展和美丽中国的成色

绿色经济是以市场为导向、以传统产业经济为基础、以经济与环境的和谐为目的而发展起来的一种新的经济形式，是产业经济为适应人类环保与健康需要而产生并表现出来的一种发展状态。绿色经济直接决定绿色发展的成效和美丽中国的成色。面对人与自然的突出矛盾和资源环境的瓶颈制约，只有大幅提高经济绿色化程度，推动形成绿色生产方式，才能走出一条经济增长与绿水水青山、绿草蓝天相伴的康庄大道。

推进构建绿色化的产业链。绿色经济包括环保产业、清洁能源、绿色生产、绿色市场、绿色消费、绿色金融、绿色服务业等，致力于提供少污染甚至无污染、有益于人类健康的清洁产品和服务。发展绿色产业，要求尽量避免使用有害原料，减少生产过程中的材料和能源浪费，提高资源利用率，减少废弃物排放量，做好废弃物回收处理，促进从产品设计、生产开发到产品包装、产品分销的整个产业链绿色化，以实现生态系统和经济系统良性循环，实现经济效益、生态效益、社会效益有机统一。

从绿色概念到欧盟“双支柱”

绿色经济由英国环境经济学家大卫·皮尔斯(David Preece)于1989年首次提出，是指以经济与环境的和谐为目的而发展起来的经济形式。上世纪90年代，有学者倡议“绿色经济学”必须在传统经济学三种基本生产要素（劳动、土地及人造资本）之外，再加入一项社会组织资本（social and organization capital），并将其他三项成本的定义略作修正：人类资本（human capital）、生态资本（ecological capital）或自然资本（natural capital）、人造资本（manmade capital）或称制造资本（manufactured capital），由此，奠定了现代绿色经济理论的基本框架。

经济学家斯图亚特·哈特教授（Stuart L. Hart）提出“环境社会责任”，英国学者约翰·艾尔金顿提出著名的“三重底线”原则，即“人类、地球、利润”三原则，对应“社会、环境和经济”。目前，以三重底线为基础的对绿色经济的定义已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

2019年12月和2020年3月，欧盟委员会相继发布“欧洲绿色协议”和首部《欧洲气候法》草案，提出2050年实现零排放的“碳中和”目标，确立了“绿色复苏”的大方向。近期，欧盟通过了数额高达1.1万亿欧元的中期预算提案和7500亿欧元的欧洲复苏计划，聚焦绿色发展和数字转型，欧盟数字经济和绿色复苏的“双支柱”框架初步形成。

读懂绿色发展

绿色经济发展演进的历史和逻辑，也是人类对自然、环境、经济、社会、治理的实践和认知不断深化的过程。其间，绿色经济的一些概念、理念和路径等需要不断梳理、廓清、升华。

首先，绿色发展和经济增长不是对立的关系。我们要强调的是它们不是对立关系，是相互包容、促进的关系，绿色发展将成为下一步消费创新性的热点和经济增长新的热点。同时，绿色发展并不是对传统发展方式的修补，而是更具活力和竞争力，更具可持续发展要求，所以传统经济要进行绿色转型。

其次，世界范围内绿色发展不再局限于自然资源领域，而是在绿色产品、低碳技术、生态系统、排放标准、环境规制、消费方式上全面铺开。以新加坡为例，政府将在2020年向每年排放25,000吨二氧化碳当量或以上温室气体的设施征收5新元/吨的碳排放税。在我国，能源节约、环境保护，绿色消费、绿色生产、绿色市场、绿色管理、绿色创新、绿色金融等，都属于一个新的完整的绿色经济的体系。以绿色金融为例，2016年中国推动首次将绿色金融纳入G20的议程之后，就实现了绿色金融“ from zero to hero”的跃升，绿色金融发展一直走在世界前列。去年中国的绿色信贷的规模存量居世界第一位，绿色债券存量规模1.2万亿元，排在世界第二位。

再次，绿色的识别和分析。不同的领域、不同的数据和不同标准，会直接影响对绿色经济“绿色”成色的区分和判断。在绿色经济新基建和能力建设当中，如何识别区分哪些项目或者企业是深绿、哪些是浅绿、哪些是棕色、哪些是黑色的以及“漂绿”的造假行为，越来越紧迫，绿色经济标准和认证体系的建设是关键。

四、新经济面临的挑战

其一，科技创新与科技伦理的挑战

“基因编辑婴儿”事件，又一次先开了科技创新中的潘多拉盒子。面对“撞一个还是撞五个”自动驾驶的法律与伦理困境，人脸等生物识别、VR科技、语音模拟带来的安全隐忧和法律风险，以及疫情防控中个人数据泄露、网络造谣传谣等等，新经济新科技创新活动中不断涌现的价值冲突与伦理抉择，单靠科技人员价值判断和科研机构伦理认知已难以应对。2019年中央通过了《国家科技伦理委员会组建方案》科技伦理已纳入国家治理架构的发展阶段。如何坚持鼓励创新和包容审慎的原则，构建动态、弹性和开放的科技伦理体系，进而展开兼顾创新和伦理的适应性的治理，挑战艰巨。

其二，创新发展与风险防范的平衡

创新发展与风险防范是一对孪生子，一味强调创新，不注重风险防控，可能酝成黑天鹅事件，甚至引发金融风险、社会风险。相反墨守成规，裹足不前，则会丧失活力，错失发展机会。我国网上银行、P2P网络借贷、网络众筹等互联网金融创新应用走在世界前头。金融发展支付宝、余额宝、微信支付等移动支付手段创新应用，让人们体会到“新四大发明”的便捷，但P2P频频暴雷事件又使金融消费者防不胜防损失惨重。

其三，所有权与共享经济的冲突

数据时代，连接性的变革使每个个体都成为重要节点。以往交易一般以所有权转移为前提，而数字时代商品和服务的所有权在交易中的主导性减弱，不求所有，但求所用，注重连接。比如，共享经济正在快速发展，共享汽车、共享住房等越来越普遍。宏观经济治理、市场秩序维护中对产权的界定与保护、对权益收益的确定，都变得日益复杂。

其四，时空边界突破与属地监管的挑战

数字经济以互联网作为支撑，打破传统物理空间的限制，数据实时联通、高速传输，全时全域互联互通，时空边界被打破。比如，平台经济打破传统企业边界，突破地理限制，实现24小时全球交易和线上线下联动，而传统宏观经济治理主要基于物理边界展开，对数字空间和平行世界等跨域管理手段不足。又如，金融混业经营、交叉金融野蛮生长、影子银行急剧膨胀，传统金融监管主要基于属地监管、主体监管亟待穿透式监管的升级。

 五、对策与建议

第一，充分发挥国内大循环提供的优质要素基础

近年中国在数字经济方面有一些企业表现优异，就是依托于中国市场规模的优势。把中国消费市场转化成一种商业模式，通过商业模式的发展再提升我们的技术水平和生产水平，不失为一种新经济发展创新路径。

经过40多年的改革开放，目前我国国内经济大循环发展为新经济提供了强大的基础条件。从供给侧看，我国拥有39个工业大类、191个中类、525个小类，是全球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在劳动力方面，我国人口数量红利逐步转向了质量红利。截至2019年，我国拥有1.7亿多接受过高等教育或专业技能培养的人才资源储备；在数据等要素资源集聚方面，2019年我国工业互联网产业经济规模达2.1万亿元。从需求侧看，我国有14亿多人口，人均GDP达到了1万美元，中等收入群体已超过4亿人，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消费群体。90后和00后人口基数已经超过3亿，开始成为主流消费人群，并逐步成为消费的中坚力量。2019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首次突破40万亿，稳居世界第二位，为打造国内大循环和新经济提供强劲的发展动能。

第二，构建新经济的创新体系

《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明确提出，实现创新驱动要“双轮驱动”原则，即科技创新和体制机制创新。今年《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提出，要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

持续完善数字经济发展的战略举措和长效机制。加快完善数字经济市场体系，推动形成数据要素市场，以数据的流动来引导科技、资本、人才等生产要素优化配置，协同推动数字经济发展。注重绿色发展，严格环境准入，建立环境负面清单和核准清单，打造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产业布局、产业结构、能源结构，创新业态分布与人口空间分布。建议在全国率先推行绿色GEP与GDP双核算机制、碳足迹评估机制等。

第三，打造新经济发展的新基建

信息基础设施、融合基础设施和创新基础设施等新基建，是数字经济时代不可或缺的、建立在新兴技术基础之上的设施。2020年8月31日发布《上海市产业绿贷支持绿色新基建（数据中心）发展指导意见》，是我国诸多省市“新基建”行动计划中具有数字和绿色代表性政策创新。建议要编制和实施国家数字基础设施规划，启动实施全社会数字化转型工程。

全面深化科教融合、产教融合、产融结合、产城融合改革，构建产业融合生态，拓展新经济发展空间。深入实施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战略，进一步提升产业数字化水平，壮大新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健全绿色投融资体系，强化新经济的金融血液功能。新经济需要新金融。建议大力推进ESG投资，即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Environment、Social Responsibility、Governance）。吸引聚集慈善机构、养老基金、共同基金等“使命资本”及“耐心资本”的投资机构。尽早明确我国法定数字货币地位，开展数字税研究和试点，在新一轮国际规则重构中发挥建设性引领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