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十年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重新引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辩论，主题是金融的结构性权力以及当代国际危机管理模式对社会公正和民主的影响。本书旨在通过重新审视一个看似简单的问题来为这场辩论做出贡献，这个问题几十年来一直困扰着经济学家：为什么这么多负债累累的国家即使在财政极其困难的时期也继续偿还外债？虽然我们普遍认为债务国在任何情况下都会履行其对外义务，但历史经验与这种情况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自然状态的认知不符。事实上，在战前和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期，主权债务违约现象非常普遍。在遇到重大危机时，这是不可避免的。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时期，几乎所有的欧洲和拉丁美洲债务国都暂停偿还外债。今天，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这种宣布单方面暂停偿还债务的情况极为罕见：虽然在2010—2015年，当时欧元区危机达到戏剧性高潮，但处于违约状态的世界公共债务总占比却降至0.2%的历史低点。我们如何解释大萧条之后如此高的债务人履约程度？

这个问题本身并不新鲜。事实上，经济学家早就认识到国际贷款核心的一个根本性的悖论。由于外债利息的支付实际上构成了债务人向债权人的财富转移，一个陷入困境的将其大部分税收用于偿还外债而不是吸引新的贷款的债务人，就有了暂停偿债的内在动机。如果没有一个世界性政府或大国能够诉诸军事行动来强制债务国履行跨境债务合同，我们就会认为主权债务违约的现象会比现实情况更为普遍。事实上，如果我们要从新古典经济学的假设中得出合乎逻辑的结论，那么一个利己主义的政府应该在全盘否定债务之前尝试尽可能多地积累外国债务。由于理性债权人会相应地拒绝向机会主义债务人提供更多的信贷，结果将会是全球资本市场的瓦解——这意味着不应该有外债这种东西。显然，事实并非如此。尽管最近几十年里国际金融危机的频率和强度均有所增长，但未偿还的主权债务总额实际上已飙升至创纪录的60万亿美元，占全球GDP（国内生产总值）的80%以上。虽然这种增长在一些地区更为明显，而许多发展中国家甚至在过去20年中降低了其债务与GDP的比率，但全球上升的趋势仍然提出了一个问题，即各国政府如何能够承受如此巨大的主权债务负担，以及它们为什么愿意在危机期间继续履行其对外义务。

如果我们考虑主权债务再分配的深远影响，关于主权债务偿还的难题就会更加复杂。由于全球金融迅速扩张和对全额偿还债务的普遍坚持，最近几十年出现了大量不间断的资本“上游”流动：从全球外围的公众手中流向发达资本主义核心的私人手里。自1982年以来，发展中国家最终向欧洲和北美洲的债权人转移了约4.2万亿美元的利息，远远超过这些国家在同一时期获得的官方部门发展援助。与此同时，为了向投资者保证其日益增长的债务负担将得到充分偿还，欧洲各国政府在过去十年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在推行极不受欢迎的紧缩政策，并迫使陷入困境的外围债务人——尤其是希腊——推行痛苦的结构调整计划，这让人想起以前强加于全球南方的那些计划。在这两种情况下，激进的紧缩政策导致社会不满情绪加剧，政治不稳定性加剧。鉴于最近全球金融市场的动荡和反体制叛乱动摇了自由主义世界秩序，毫不夸张地说，主权债务偿还问题已成为我们这个时代典型的和最具争议的政治问题之一。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重债国家不会更频繁地暂停偿还外债？是什么促使它们为反复出现的国际危机承担全部调整负担，给自己的经济造成巨大的损害，给自己的人民带来难以言喻的痛苦，而使债权人毫发无损？为什么不违约？

在本书中，我的目标是通过对主权债务的政治经济学和国际危机管理进行广泛的历史比较调查来回答这些问题：从现代欧洲早期兴起的公共债务，到19世纪末的高度帝国主义及炮舰外交时代，再到大萧条时期导致国际资本市场崩溃的主权违约潮，一直到新自由主义时代发展中国家的债务危机以及欧元区最近的动荡——终结于2015年激进左翼联盟短命的反紧缩实验的戏剧性失败。通过深入研究国际政府财政的长期历史事件，基于当代最重要、理论上最有趣的三次主权债务危机的深入案例研究（墨西哥20世纪80年代失去的十年，阿根廷2001年创纪录的债务违约，以及希腊持续的债务危机），我的目标是让人们对近期的全球资本主义变革和全球金融架构中根深蒂固的债务履约执行机制有新的认识。在此过程中，我希望不仅能解释为什么债台高筑的国家通常会履行其义务，而且还能够解释为什么它们有时会选择藐视外国债权人，并且对债务进行违约。

我对财政“困难时期”的关注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主权债务危机明显加剧了关于稀缺公共资源的分配冲突，通常会暴露出潜在的权力变动，在正常时期，这种权力变动在表面之下悄无声息地发挥作用。识别这些权力变动的确切性质，不仅能让我们找到本书核心的难以解答的理论谜题的新答案，而且还能使我们参与全球化和金融化背景下社会科学和政治学关于资本主义和民主主义之间棘手关系的一系列长期辩论。正如我将在接下来的章节中所指出的，正是过去40年来金融结构性权力的大幅增强——围绕私人和官方债权人拒绝向所有国家、企业和家庭提供再生产所依赖的短期信贷额度的能力——推动了远离单边违约的整体趋势。在我进一步阐述这些变动的复杂性质之前，我们必须先消除一个长期困扰我们的，对全球金融，特别是对主权债务的误解，即所有政府债务本质上都是一种“无风险”的投资，重债国家总是会（而且永远应该）全额偿还它们的外债——或者，正如花旗银行前董事长沃尔特·瑞斯顿在20世纪80年代拉丁美洲债务危机前夕所说的那样，“国家不会破产”。

虽然在今天欧元区的背景下瑞斯顿的说法可能是正确的，因为希腊名义上的左翼政府甚至在坚持偿还一笔实质上无法偿还的债务，但是当我们把事情放在一个更长时期的视角上来看时，该说法就不一定成立了。事实上，在政府借贷的历史记录中到处是债务违约的例子，并且在危机时期，单方面暂停偿债的选项长期以来在重债国家的政策工具包中占据重要位置。因此，关键问题是为什么在当代新自由主义时代（1980年至今）这个选项不再被认真考虑。

本文摘选自《主权债务简史:金融的结构性权力和国际危机管理》，作者[荷]杰罗姆·鲁斯。中信出版集团，2020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