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8月13日晚，疫情与国际新挑战叠加下的中国经济展望暨《中国2049：走向世界经济强国》新书发布会以线上直播的方式成功举办。本次发布会由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和北京大学出版社联合主办。姚洋教授、黄益平教授与査道炯教授分别发表了主题演讲，并与主持人王勋一同展开了精彩的圆桌讨论。

中国经济增长的回顾与展望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教授首先回顾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历程，尤其突出了改革开放前三十年的中国，他认为改革开放前三十年是非常规的经济和社会政策阶段，后四十年是常规的经济和社会政策。所谓常规的经济和社会政策，就是沿着比较优势量力而行，当资本存量比较少、人均收入比较低的时候，就搞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在教育、卫生、健康等领域量力而行，但是前三十年显然不是。前三十年通过重点发展重工业快速积累了资本、快速提高了教育和公共卫生水平，这些为改革开放后的经济起飞奠定了基础，以中印为例进行了比较。改革开放后的四十年，之所以比较成功，是因为我们比较灵活地应用了新古典增长理论的政策建议，比如动员劳动力、积累资本、推动技术进步等。姚洋教授分析了不同时间段上劳动人口的变化，以及这种变化对经济的影响。他认为，在某种形式上说，改革开放的成就有一定的偶然因素，那就是计划生育带来的人口红利的增长。关于国民储蓄，姚洋教授从生命周期假说和GDP结构变化两个角度解读了我国国民储蓄率一度为什么高企。

展望中国未来的增长潜力，姚洋教授介绍了他们在《中国2049：走向世界经济强国》这本书里所使用的研究方法。他框定了三个经济收敛条件：城市化率、教育水平、劳动人口比例。前两个是加分项，第三个是减分项。基于此预测了中国未来三十年的经济增长，认为从GDP总量看，2030年中国就会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按照人均收入来看，到2050年，中国也能达到美国人均收入的60%，跻身高收入国家，应该说是没有太大问题的。

中国的增长模式转变与必要的改革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黄益平教授在演讲中重点提到两个问题：在这两个百年目标的实现过程中，我们的经济增长方式会发生什么样的改变？我们的政策会有一些什么样的转变？针对第一个问题，黄益平教授先引导大家去理解过去我们的改革逻辑和实际效果。中国改革的一个重要的策略是 “双轨制改革”，之所以双轨，是为了在获得市场化改革的好处的同时保持一个相对平稳的过渡。在这样的前提下，我们在改革具体政策方面，呈现了一个不对称的市场化改革局面：一方面是产品市场基本上都放开，另一方面要素市场，包括像土地市场、能源市场、资本市场甚至在劳动力市场，政府的一些政策限制和干预还是比较多。为什么会有这么多要素市场扭曲？这实际上就是支持双轨制落地的一种做法。这样的一套政策看上去似乎有不少问题，但实际上还是很成功的。不管怎样，我们可以看到在过去四十年，政府对经济体系干预程度是在降低的，也就是说，市场化程度是提高的，这对提高效率是很有帮助的。

在未来，从趋势看，我们的经济从2010年开始增长速度是下降的。对此学界有很多讨论，这到底是趋势性的结果还是周期性的结果，又或者是结构性的结果？这些方面的因素可能都值得我们关注。而更重要的是，我们现在要走向第二个百年计划，我们在未来三十年能保持什么增长。我们过去四十年算是比较成功，未来会怎样？黄益平教授认为过去四十年经济增长成功，最简单的解读就是改革和开放，改革就是市场化改革，开放就是融入世界经济的过程。如果给一个简单的建议，将来的方向应该继续沿着这个方向走，但在具体做法上，可能会需要一些改变。比如，双轨制改革策略要转为竞争中性策略，不对称的改革策略要进一步市场化，支持创新和产业升级等。并且，在国际环境变化下，一方面要更加重视国内需求对支持增长的作用，但同时另一方面，我们也一定要坚持开放。

从中美关系看国际发展环境的变局与挑战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査道炯教授作为一名国际关系学者，提醒大家理性思考中国所面临的国际环境，中国发展的国际环境不能简单的说是有利还是不利、顺畅还是不顺畅。因为一个环境，特别是国与国之间，是一个互动的过程，既有外国对我们的一面，也有我们怎么对外国的一面，是相互观察、相互判断的。世界的主要经济体在疫情发生之前的基础没有什么变化，疫情只是暂时把生产节奏放慢了，其他像债务、贸易结算货币、贸易许可、技术标准、海关规则等“软件”都没有变化。但是疫情不管是今年年底还是明年结束，它都放大了一个国家对产品链、产业链的“安全、可控”追求的紧迫性。査道炯教授重点解释了大家顾虑的依存度问题，如在能源、粮食、对外经济等方面担心受制于人。他认为依存度不能只看总量，需要从五个方面观察：一是依存的性质，是自然形成的成分多一些，还是政策性的、对方蓄意让你形成的。二是供应方是否蓄意改变。三是能否找到替代？物种的替代，供应来源地的替代……四是看看能不能牵制对方。五是聚焦国内政策，落脚于自己的改变如提高效率。

中美经济关系脱钩的主张在美国智库和政界、商界长期存在，在中国引起广泛注意之前，美中在经贸政策上一直有距离，如军民两用技术、高科技产品的贸易许可、民事司法合作等。政策性脱钩的效果取决于众多因素。一个新变化是美国对中国的经济制裁，以及美国的企业、西方的跨国企业的ESG（环境，社会责任和治理）行为使传统意义上的国家间经济关系更加复杂。査道炯教授指出，应对这种变化，我们一是要坚持技术标准的全球性的互联互通，按技术类别考虑全面。二是不管美国怎么做，不管美国盟友怎么做，我们要长期做的是去优化产品加工和集成的能力，以及提高跨国物流的组织能力。不能自持巨大的国内市场，一定要提高产品跨国兼容的能力。三是不管美方怎么做，我们应该牵头增强对国际产品通关政策的协调。

査道炯教授基于他在《中国2049》一书中对我国经济外交的历史总结，认为未来我们应该做好五个方面的事情：第一，管理好与其他市场之间的经济距离。第二，加强合规制度的建设。包括中国的法规、中国认可的国际法规，不能只是case by case，要有制度。第三，调动全球人力资源促进中国经济发展。第四，在国际制度层面，最大限度地发挥合作精神。第五，应以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为外交的首要目标。

在最后的圆桌论坛环节，三位嘉宾又就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制度建设和国际援助等话题展开了讨论，提出了很多新颖的、深刻的观点，为大家带来了精彩的思想碰撞。本次发布会受到多家媒体关注，在新书发布仪式后，三位嘉宾又进一步回答了部分媒体记者的提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