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我国金融领域最高规格会议——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在京举行。从1997年的第一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到2023年的这次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合计6届。作为我国最高规格的金融领域会议，每一次会议都在关键时期发挥了关键作用。

不同于往昔的会议，这一次主语生变——从“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到“中央金融工作会议”，两字之差，足以道出我国金融工作的地位、责任和党与人民对之的期待都在加强。更值得关注的是，会议首次提出建设“金融强国”战略，为我国金融工作高质量发展指明未来方向。

根据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指示精神，金融是国民经济的血脉，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加快建设金融强国，全面加强金融监管，完善金融体制，优化金融服务，防范化解风险，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推动我国金融高质量发展。

这意味着，从金融大国迈向金融强国，不仅是中华民族百年复兴的应有之义，也是我国和平崛起的题中之义。

梳理世界政治格局演变史，对比不同时代世界强国的崛起历程，会发现期间有四大核心竞争力：看得见的实力——军事，摸得到的实力——科技，听得着的实力——文化，最容易被忽视的实力——金融。

前三者容易理解，纵览14世纪的荷兰、西班牙、葡萄牙的大航海时代，18世纪的日不落帝国，20世纪至今的美国霸权时代，都是科技创新下的军事和文化开路，推动社会前行；但也忽视了金融在其中串联、推动作用。如果说前者是社会进步的内生因素，那么后者展现的资源配置效率，就是这些强国登顶的柔性力量。

对比我国在19世纪之前的上千年的时间中，GDP占比一直是世界头号大国的史实，直至1890年我国GDP还与美国相近。但却在最近的两个世纪里，拉开了巨大差距。期间错过了第一次、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我国，也先后将世界头号大国的地位，拱手让位于先后崛起的英国和美国，并由此远离世界强者舞台。这固然有文化保守、科技落后、军事孱弱、政治动荡等原因，但金融战略上的差异和落后也应该是一个显性因素，即错过了金融培育与演变带来的社会进化。

如果我们可以更直观地看这段历史会发现：发达国家正是以其金融模式，通过早期的帝国主义、全球化等模式，广泛传递到世界各地，令之成为与科技、军事同等重要的扩张因素。这不仅令这些国家摆脱了昔日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的马尔萨斯陷阱，也成为他们步入世界强国的支撑之一。

反观那时的中国，恰是错过了。如今百年复兴，大国崛起，我们的科技、军事和文化都在不断进步，都被寄予了极大的重视，且从各方面投以资源强化，但我们也忽视了金融也是世界强国的核心竞争力之一，也是捍卫国家权益的常规武器。

这一次建设金融强国战略的提出，意味着要将金融崛起置身于与科技军事文化同等重要的地位，成为大国和平崛起的核心竞争力。

我们差在哪

从历史中找到金融与强国之间的正相关关系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大国崛起确实离不开金融强有力的支持。这一点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工业革命与金融革命的关系，并由此改变了世界经济政治格局。

几乎每一次工业革命都对应着一次金融革命，也是世界强国崛起的机会。从蒸汽机的改良与大规模运用的第一次工业革命中产生的大型商业银行体系下的英国，到电气化和内燃机车的第二次产业革命催发的资本市场和投资银行体系的欧洲诸强和美国与日本，再到计算机和信息化的第三次产业革命下的风险投资下美国的独领风骚，可以看到，金融与工业革命的结合不仅极大促进了人类社会的进程，还助推诸多关键产业的转型升级，并极大改变了全球政治经济的格局，诞生了一批拥有全球影响力的企业巨子和金融巨头。

具体而言，如英国的崛起离不开17世纪，其通过建立和完善银行、股票交易所和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为工业革命提供了必要的金融支持。这些金融创新使得英国能够有效地动员和配置资金，为工业化提供了强有力的资金保障，从而推动了英国的崛起。

而日本的崛起也离不开金融的支持。在日本明治维新期间，政府积极推动金融改革，建立了现代化的银行体系和货币市场，为日本的工业化提供了必要的资金支持。同时，日本政府还采取了积极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促进了日本经济的快速发展。

头号强国美国的崛起更是与金融密不可分。在美国的案例中，股票交易所和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发展为美国的工业化提供了强有力的资金支持。同时，美国政府采取的货币政策和税收政策，也为金融市场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进一步促进了美国的崛起。

如果回溯美国最近100年的历史，则是一个最为典型的案例。期间的典型当属美国金融名片华尔街的崛起，以华尔街为代表的美国金融资本市场，在美国经济不同发展和腾飞过程中发挥巨大作用：既支撑了美国联邦政府在南北战争中的战争融资，也推动了美国由铁路带来的第一次重工业化浪潮，还扩大了美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获得的巨大经济利益。但20世纪70年代开始，严格的金融监管体制严重制约了金融机构的健康发展和竞争力，期间美国虽然并未发生大的金融危机，但金融机构的生存却日益艰难，以美元为中心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极大削弱了美国的竞争力。与之映射的是，70年代是美国战后唯一一次持续的“大滞胀”，美国竞争力得到大幅削弱，这一阶段也是全球冷战格局下为数不多的“苏攻美守”态势。但随着美国金融监管放松不合理的管制，叠加互联网科技革命，美国便实现了20世纪80年代后向新经济成功转轨的进程，重新恢复了世界竞争力。

可见在美国各种软硬实力的背后，美国成为头号强国的武器之一是其拥有“任意地”印刷美元的特权和华尔街无与伦比的金融威力。即便连续遭遇金融危机，也无法撼动美国的全球霸主地位。这也是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军事实力、文化实力之外的，另一种硬实力。

美国的科技名片硅谷的发展壮大，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受到金融资本聚集地——华尔街的推动。华尔街的资本实力和对全球资本的吸引力，为硅谷科技成果的落地提供源源不断的金融资本，打造了具有全球竞争力的美国科技产业。

以至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希克斯详细考察金融对工业革命的刺激作用后，曾提出一个颠覆性的观点：工业革命不得不等候金融革命。他认为，工业革命不是技术创新的结果，或至少不是其直接作用的结果，而是金融革命的结果。

从这个角度考虑，再看“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为实体经济服务是金融的天职，是金融的宗旨，也是防范金融风险的根本举措”，和“金融是国家重要的核心竞争力”等表述，当可理解金融的价值对内是服务实体经济下的助推产业升级，并藏富于民；对外则是彰显国家实力，提升国家全球核心竞争力。

这也应是这次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的指示精神之一。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攻城。如今，金融对外早已是大国对外伐谋的阳谋，对内则是提升企业和家庭这些基层社会细胞运行效率的治国举措。

我们为什么需要金融强国

直视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核心国力差距

通过上述历史数据分析和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精神的理解，不难解释为什么我们需要建设金融强国。

首先是可以推动经济发展，因为一个强大的金融体系能够促进资本的有效配置，引导资金流向最有生产力的领域，从而推动经济增长。金融强国通常拥有发达的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能够为实体经济提供充足的资金支持，促进经济发展，实现普惠金融，让更多人享受到金融服务带来的便利和福利，从而促进社会公平。

其次可以增强国际竞争力。在全球化的背景下，金融已经成为国际竞争的重要领域。金融强国的金融机构和市场具有较高的国际影响力，能够吸引全球资本和人才，从而增强国家的国际竞争力。

此外，还可以支持科技创新。科技创新是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而金融是科技创新的重要支撑。金融强国应该拥有完善的科技金融体系，为科技创新提供充足的资金支持和金融服务，推动科技进步和产业升级。

事实上，对于超级大国之间的军事和科技实力的差异是可以看到的，看到就会有方向可以追上，最危险的是看不到的地方，怎么补，到底差多少？

建设金融强国，不仅体现在自身金融的稳定与强大，还应高度关注与提升我国整个金融体系的国际竞争力、全球影响力或者说是全球话语权，尤其是在相关规则的修订和金融与资本市场的定价方面。如在抓好我国金融企业资产规模、资本充足率、资产质量、盈利能力、风控等方面的同时，如何培养我国金融企业的国际渗透力与影响力，必须是金融强国建设的重要内容。再如货币竞争力，我国货币是否在汇率波动、货币兑换自由度、货币政策方面拥有国际地位和影响力？我国在国际金融机构中的代表权、在国际合作等事关国际金融治理中有没有深度参与度和影响力？在金融基础设施和服务水平方面，如支付清算系统、保险市场、信用评级机构等方面也有着更多的要求。

反观国内金融企业纵然有着诸多世界500强，但全球竞争力如何？是否有一批真正可以和华尔街巨头掰手腕的金融机构？这才是金融竞争力的真正底色，国家更多是背书和幕后助推者。如俄乌之战，西方保险巨头集中保险制裁俄罗斯，令之海运停摆，这必须是企业和国家之间协作方可达成。一个真正的强国需要一个强大的金融系统和一批真正的世界级影响力的金融企业。

如何补上这一课

建设中国特色的金融强国助力百年复兴

如果说上述很好地解答了为什么要做的问题，怎么做并不难。这一点在中央金融工作会议上已经给出了明确的方向，要在“八个坚持”下：

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坚持把防控风险作为金融工作的永恒主题、坚持在市场化法治化轨道上推进金融创新发展、坚持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坚持统筹金融开放和安全、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

做好“五篇文章”：发展和壮大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

那么我们如何更好的理解“八个坚持”和做好“五篇文章”？

首先要明白金融的价值，到底是什么？

回答这一问题，先要看金融的本质是什么？经济学的标准答案，金融是具有中介性质的、竞争性的现代服务业，主要功能是资金融通。由此，金融行业也被称为金融服务业。

既为服务业，服务的是谁？历史给出了答案，几乎每一次工业革命都对应着一次金融革命。这意味着什么，从这一点也就理解了服务实体经济是金融价值本质的直接体现，理解了最高层为何不断强调“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为实体经济服务是金融的天职，是金融的宗旨，也是防范金融风险的根本举措”，因为这是金融真正的价值。

其次，纵览四十年金融改革，我国固然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如经过四十年金融改革发展，中国金融体系已经走出计划经济时代近乎荒漠般的落后金融状态，不仅培育出全球规模最大、盈利能力最强的银行体系，建成了全球规模第二大的股票市场、保险市场和债券市场，有力支撑了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规模、盈利能力等技术性指标和金融工具方面，不弱于发达国家金融体系。

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全球战略智库发布的《全球金融竞争力报告2022》显示，中国是唯一进入全球金融竞争力前十的发展中国家，排名第八。

如此巨大的体量，中国金融市场依旧保持着近乎两位数的增长，2022年，我国金融业机构总资产为419.64万亿元，同比增长9.9%。但与发达国家不同的是，我国金融业发展支柱在于银行业，而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金融业则较为多元平衡。以2022年数据来看，我国金融业机构总资产中，银行业机构总资产（除央行外）占比高达65%；非银行业占比为35%。反观美国，截至2022年末，金融资产中银行业（除央行外）占比为24%，非银行业占比为76%。另一组数据同样间接证明了此，梳理历年来“财富中国500强”与“财富美国500强”榜单来看，美国金融业企业发展更全面，在商业银行、保险、证券、多元化金融、金融数据服务5个细分领域均有上榜企业，其中保险企业数量最多；而中国上榜企业中，商业银行占据半壁江山，在金融数据服务领域无上榜企业。可见我国金融业结构与发达国家相比有一定特殊性。

系列数据固然证明了中国金融市场的活力，但回顾40年经验教训也应该看到中国金融体系在市场化改革、风险管理、监管、多元平衡发展方面都还存在许多遗憾。如市场化程度不足、监管能力待提高、管制较多和本身的系统脆弱性、创新能力尚不足与国际市场竞争、银行业“一枝独秀”导致结构失衡等。

尤其是缺少一批具有全球影响力和布局的跨国金融集团，既可对内支持国民经济发展，也可出海捍卫国家战略和中国企业海外发展。现阶段，欧美部分金融企业已完成全球化布局，国际业务规模较大且较为成熟，盈利来源更为广泛，但中资金融企业更多专注于本国业务。例如，摩根大通、大都会人寿、高盛分别作为美国银行业、保险业、证券业的头部机构，其2022年境外收入占比分别为25%、34%、39%；在英国，汇丰控股、巴克莱银行，同样作为头部金融机构，其2022年境外收入占比分别为68%、40%。相较而言，我国金融机构收入来源中国际业务占比明显偏低，保险业更是如此，即使境外业务收入占比较高的中国太平，也仅为2%。可以看到，我国与欧美发达国家金融业结构存在典型差异，金融机构国际化程度尚未跟上发达国家。要知道，一个拥有全球竞争力的金融市场的内在要求，是培育一批具备全球性话语权的大型金融机构，而我国显然在这方面仍未交出高分答卷。

考虑到近两年决策层不断释放的“中国将进一步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可知所谓开放当包含两重意思：进来和出去。对于中国金融行业而言，进来的诚意已经传递，那么如何出去？

风声鹤唳中资金出海似乎成为敏感词，实则未能理解一个前提即跨国金融集团业务也来自全球多地，风险也分散至世界多国。纵观西方大型金融公司，全球化的大类资产配置几乎是标配。原因亦符合金融属性，可以有效分散风险，也可以更好地捕捉不同市场的投资机会。海外业务能力和投资能力皆考验着500强金融企业的全球化成色。

综上种种因素也意味着中国金融体系亟待从技术层面的引入和创新，加速走向立足实际的制度层面的进一步改革创新。唯如此，方可匹配中国崛起的时代背景。

那么又该如何在加强和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服务实体经济，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等制度框架下进一步激发金融机构的活力，金融改革的重点是什么？

如果站在市场的角度看，解决的是金融市场与经济发展节奏脱节的问题。如何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如何在金融创新中服务中国现代化发展的转型升级和动能转换。回答这一问题，首先要回答，金融为什么没有很好地支持实体经济？

根本原因就是经济增长模式已经发生转变，但金融市场基于巨大的历史惯性还没有转过来，或者说还不具备相应的金融服务和风险管理能力。实际运行中，由于身处社会转型期，我国已经从粗放的要素投资型的高速增长模式转向更重内涵价值的高质量增长模式，加上并不彻底的金融市场化改革，大量国有僵尸企业在银行和地方政府的支持下仍然获得投资，造成过剩的产能，加剧地方金融风险导致银行不良贷款率的增加。基于上述原因，以银行为主的金融机构因在实体经济中找不到高回报项目，因此放弃实业投资而进入金融市场，如进入房地产市场和理财市场等。

对于消费者而言，这一轮金融改革的重点就是解决消费者的投资难和企业的融资难的持续存在问题。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由于金融市场规模尚小，高储蓄、高投资的模式得以快速发展，并有力的支撑了原有经济增长模式，那么转型换挡期国内人均GDP早已迈过1万美元的门槛，进入中等收入国家序列，在金融市场的规模和居民部门金融资产占GDP比重迅速提升的背景下，原有模式下市场化改革不彻底的弊端日渐放大，消费者对金融的需求已经从没资本走向没项目，在金融资产配置方面选择的空间很有限。这一点尤其体现在养老和保险的占比过低和非金融企业多元化的金融需求上。

我们应该怎么做

建设金融强国 有效市场与有为监管缺一不可

从1720年英国颁布《泡沫法》，标志着国家开始对现代金融活动实施监管，到1933年美国通过《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确立商业银行与投资银行分业经营格局，再到20世纪80年代全球金融自由化浪潮，直到2008年次贷危机引发去国际对金融监管有效性的反思及对监管规则的改进完善，从世界金融史的变迁中不难看出，金融业发展和监管永远是螺旋演进的过程，构建稳定与效率并重的金融体系是世界各国金融监管实践的永恒课题。

面对打造金融强国的使命，既离不开一个高度有效的金融市场，也离不开一个能充当金融治理先行者和引领者的监管体系。我们可以看到，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既高度强调市场建设，也对“全面加强监管”着墨颇多。前者如“八个坚持”中对“市场化、法治化”原则的重申，以及对“金融市场”“资本市场”“债券市场”“外汇市场”的具体要求；后者也明确了机构监管、行为监管、功能监管、穿透式监管、持续监管的“五大监管”，为新时代金融监管新职责新使命指明了方向。

那么，如何把握好市场与监管的关系，早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其实就已经给出答案——“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金融是国民经济的血脉，金融活动本身也是一种经济活动，自然也适用于这一原则。

比如对于风险，金融本质上是经营风险的行业，风险既是损失的来源，又是盈利的基础。所以决不能把“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等同于完全消灭风险，而应站在整个社会而非局限于金融系统领域来看风险的合理性。在正常的金融活动中，金融机构自身承担一定风险，并获得与风险相匹配的收益，但从整个社会来讲，风险总额只是发生转移，总量并没有增加，甚至通过金融机构的大数法则和专业管理，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减少风险总额，在符合法律规章的前提下应当尊重市场主体的自主选择。而道德风险、逆向选择、利益输送等主观因素风险以及很多金融“伪创新”，在无形之中是增加了全社会的风险总额，甚至触及法律红线，对于这类风险行为必须坚决查处、严厉惩治。

又比如社会公众一直谈论的金融业利润的话题。我们都知道，经济主体的利润构成可以分为平均利润、超额利润与垄断利润，对于超过平均利润的部分，产生的原因完全可能不同，关键是区分“好”的部分还是“坏”的部分。事实上，无论是近年来越来越多金融市场主体出现亏损，还是资本市场对传统金融股的估值尚未体现企业真正价值，以及近年来金融机构找寻投资者的难度逐渐增大，都已经证明了金融作为垄断行业已成为历史，行业的垄断利润已经越来越少，且伴随着市场竞争，创业型企业的利润率已越来越低。但在一些竞争相对充分的金融领域，部分市场主体还能取得不错的业绩，是来自于自身较好的经营管理能力。同时，我们要看到，利润是金融机构内源性补充资本的重要来源，金融作为跨周期行业，上行周期的利润很大程度上是为“以丰补歉”做准备的，要从全经济周期视角去看待所谓的“周期性超额利润”。

因此，在迈向金融强国的道路上，有效市场与有为监管缺一不可，在做好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的同时，要根据金融形势变化，不断提升监管质效和治理能力。特别是在强监管的趋势下，应防止一刀切式、“一人感冒，全家吃药”的监管方式，以智慧式、差异式的监管，从资产负债质量、经营历史轨迹、管理能力、企业性质与股东特征等将机构进行分类，列出监管类别，制定差异化监管政策，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监管的相辅相成。

展望未来，在中国现代化金融服务体系的框架下，唯有进一步推动金融市场化、法制化、国际化的改革，调整金融结构与持续提升金融监管有效性，在改革、监管与风险防范，和保障市场公平竞争、消费者权益间找到平衡，才能进一步激发金融市场活力，承载大国的金融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