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金兴

牛顿经典力学在解释现实世界运动规律时取得的成功和理论本身的简洁与优雅，一直是激励经济学创立和发展的动力，也是经济学模仿的对象。长期以来，经济学家梦寐以求的就是像牛顿或者爱因斯坦那样提出某种统一的理论，能够对缤纷复杂的经济现象给予逻辑一致的解释，这经常被视为经济学研究的最高成就，也是凯恩斯等经济巨匠将自己的著作称之为《通论》的原因。布朗大学经济学教授奥戴德·盖勒正是这样一位雄心勃勃的经济学家，力图将影响和决定人类经济发展的各种因素整合在一个统一的理论框架中，这就是他所谓的“统一增长理论”。盖勒在顶尖学术期刊上发表了一系列论文以发展这一理论，并于2011年以此为题出版了一部著作。

在这部著作出版了十一年以后，盖勒完成了另外一部力作，这就是《人类之旅》。正如本书副标题“财富与不平等的起源”所揭示的那样，作者致力于以统一增长理论来解释两个至关重要的人类发展问题，一是人类如何在短短的不到10万年的时间，从一种普普通通的灵长类动物成长为所谓的“万物之灵”，拥有了掌控其他生物，甚至毁灭包括人类自己在内的整个生态系统的能力。特别是在经历了数万年近乎停滞的发展之后，为何在近二百年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二是为何当代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财富差距会如此之大，从工业革命之间的数倍猛增至现在的上百倍甚至数百倍。

对于这两个重要的问题，我们遇到的困难不是没有解释，而是给出了太多的解释。经济学家们研究了几乎所有有可能影响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因素，这是一份长长的清单，经常提到的候选对象包括资本、技术、人口、资源、气候、文化、制度等。于是，经济学家经常就哪些是决定发展的根本原因，哪些是直接原因，展开争论。由于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各种经济现象经常是相伴而生的，因此还要避免将相关关系与因果关系混为一谈。另外一个受到的关注相对较少的问题是，影响发展的各种因素之间是何种关系，以及在不同情景下，这种关系会发生何种变化。《人类之旅》在这两个方面都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一方面利用统一增长理论将各种因素整合在一起，并深入剖析不同因素之间的相互影响，以及不同发展阶段各种因素所发挥的作用此消彼长的原因，另一方面，以计量经济分析的一些方法和原理用于判定各种现象之间的因果关系，从而深化了对人类长期发展决定因素的理解。

技术进步和人口的结构与数量是统一增长理论的两个核心要素。技术对于发展的重要性是一目了然的，人类发展的历史就是一部技术水平不断提高的科技史。甚至在智人走出非洲之前，人类已经学会了使用火源，从而改变了食物摄入的方式和口腔的结构，使得脑容量的扩大成为可能。从旧石器时代到1.2万年以前的农业革命，再到工业革命之前的一万年间，人类有大量的发明，技术水平出现了缓慢而显著的提高，但是，为何从人均的收入水平和实际福利状况来看，人类发展为何又几乎处于停滞状态？在盖勒看来，这是由于人口尚未出现有利于发展的大转型。技术进步带来的财富增加被人口更快的扩张抵消了，人类长期处于“马尔萨斯陷阱”之中。正如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所揭示的，人类具有繁衍的本能，并且人口数量能够实现指数式的增长，远远超过技术进步和财富积累的速度，人类只能通过消极的预防措施来抑制人口过快的增长，否则饥荒、瘟疫和战争这三柄悬于人类头顶之上的利刃就会主动发挥作用，以人类巨大的痛苦为代价，重新实现人口与资源之间的平衡。

为何近二百年来，人类总体上摆脱了这种悲惨的命运，人均收入和生活水平出现了持续和显著地提高？盖勒认为人口大转型是根本原因。工业革命以来，家庭的生育决策发生了以子女质量代替子女数量的变化，这一方面抑制了人口数量的增长，使技术进步和财富积累超过了人口的增速，实现了收入水平的提高。另一方面，人口质量的提高促进了人力资本的积累，为技术更快的进步和发展注入了持续的动力。技术进步也增强了对劳动者技能的需求，使家庭越来越重视对子女的教育，而不是生育更多的子女。由此形成的正反馈机制使人类终于跨越了“马尔萨斯陷阱”，实现了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增长。

然而，这并没有解释第二个问题，即为何现代世界各国收入差距如此之大，或者更准确的说，为何工业革命和人口大转型首先发生在了西欧，而不是同样拥有一定的技术积累和人口数量的中国和印度等亚洲国家。为了解答这一问题，盖勒将另外一组因素引入到自己的理论中，即地理、文化和制度，这也被其他一些经济学家视为更根本的决定因素。特有的文化和制度被认为是西方在近代兴起的根本原因。比如马克斯·韦伯强调新教崇尚勤奋、节俭和财富积累的价值观是资本主义制度产生的根源，而乔尔·莫基尔认为启蒙运动所倡导的平等、包容、理性、开放理念形成了“增长的文化”，由此产生了工业革命。道格拉斯·诺思和达隆·阿西莫格鲁等新制度经济学家强调英国光荣革命为工业革命的爆发奠定了包容型政治经济制度的基础。

盖勒接受了这些理论，但是认为地理因素是一个更为重要的决定性因素。与贾雷德·戴蒙德一样，他认为地理塑造了更为长期的人类发展。比如，有利于发展的包容型文化和制度为何最早出现于西欧，而不是欧亚大陆上的其他地区，原因在于戴蒙德提出的欧洲的地理特征决定了这一地区存在“适度的分裂”。由于江河山脉的阻隔，这一地区难以形成大一统的格局，长期处于分裂状况，相互独立的主权国家和地区多达二十多个甚至二百多个，同时，地理因素又未完全阻断不同国家人员、商品、技术和思想的交流，这为技术和思想的自由发展创造了客观条件，由此促进了西方在近代的兴起。

对于这种地理决定论，盖勒特有的贡献是将人类的长期迁移、族群多样性和发展联系在一起。人类的祖先在6万年至9万年以前走出非洲，经过现在的中东和阿拉伯地区向全球不同地区迁徙，在这一迁徙的过程中，族群的多样性逐渐下降。这种多样性对于人类发展具有两种不同的作用，多样性程度越高，不同族群之间的技术和思想交流就容易产生更多的创新，因而技术进步的速度更快，但是，共同利益也越少，越不容易达成共识，因此提供的公共品也会越少。由于具有这种双重作用，经济发展水平会随着多样性的变化呈现倒U形状，即发展程度最高的是多样性适中的地区。利用世界各地的人口资料，盖勒证实自己的假说。

在技术水平不够发达的远古和古代，地理对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决定性作用是显而易见，并由此会形成不同的文化习俗和价值观念，这种人口数量、技术水平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差异会产生长远的影响，并决定不同地区目前的收入水平和生活状态。但是，随着技术水平的极大提高，地理因素已经不再是制约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障碍，在不同的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下，都有一些国家和地区取得了成功，当然也有一些尽管拥有有利的地理条件，但却表现平平。在北纬38°线两边、柏林墙两侧和格兰德河两岸，在地理、文化和人口等初始条件都相当的情况下，长期发展绩效却有天壤之别，因此，在很多经济学家看来，制度才是发展的最根本性因素。对于什么样的制度更有利于促进长期发展，人们已经在一些基本的方面取得了共识，但是现实情况却是在很多国家和地区，无效和低效的制度持续存在。除了正确地理解人类发展的历史以外，如何促进制度向更适于发展的方向改变，可能是一个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

与其他关注人类发展历史和命运的作者相比，盖勒对于人类的未来抱有更为乐观的态度，他坚信技术进步和全球范围内的人口大转型将会使人类延续以往数万年的发展趋势，克服当前人类包括气候变化在内的重大挑战。但是，在前述技术进步与人口转型之间正反馈机制的作用下，包括非洲在内的全球各个地区的生育率都出现了明显下降的趋势。全球人口数量是否会因此出现长期下降趋势，并由此形成对人类的另一个重大挑战，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作者单位为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