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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成本”推动实体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

2018-12-29 20:32 中国发展网
降成本 高质量发展

摘要:“降成本”是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三去一降一补”任务之一。近两年,国家相应出台了多项措施降低企业税费负担,比如全面推进“营改增”、五险一金阶段性下调等。201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实施更大规模的减费降税,解决好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

郭晓蓓(中国民生银行研究院研究员)

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是财富创造的根本源泉,是国家强盛的重要支柱。近年来,受全球经济增速减缓、人口红利消失等因素影响,我国实体企业综合成本持续上升,直接导致企业利润率的持续走低。特别是融资成本和非税负担居高不下,严重制约实体经济发展。

“降成本”是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三去一降一补”任务之一。近两年,国家相应出台了多项措施降低企业税费负担,比如全面推进“营改增”、五险一金阶段性下调等。201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实施更大规模的减费降税,解决好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

一、实体经济税费压力大,制度成本高

税费压力大。由于我国税收体系以间接税为主,在主要依靠间接税的亚洲国家中企业税率又偏高,因此企业纳税成本较重。世界银行统计数据显示,2017年我国企业纳税规模占利润总额比重高达67.3%,在世界上名列第12位,远超全球平均的40.6%。宏观税负中的各项费用、土地出让金等,也都先由企业缴纳。近两年,非税收入规模开始出现下降,但土地出让金仍逐年递增,相关的企业缴费负担并没有减轻。

社保负担重。我国社保缴费很大部分由企业承担,该部分费用占企业利润的比重接近50%,2017年企业社保负担在全球排名第2。尽管近年来我国降费工作不断推进,但受到下调比例不高、缴费基数上涨、五险统一加快等因素影响,企业社保成本下降并不明显。下一步,随着社保划归税务部门统一征收,征收强度将大幅提高,企业特别是利润微薄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和员工收入较高的知识密集型企业社保压力会明显加大。

制度成本高。调查显示,目前我国制度性交易成本依然偏高,尤其是行政审批的时间成本、机会成本和搜索成本等仍然较高。近些年来,虽然国家不断推动简政放权,在取消下放行政审批事项、优化程序等方面均做了大量工作,但仍然存在审批程序不合理、时间长、材料多、收费多、手续多、盖章多等问题。

融资成本高。2017年我国企业综合融资成本,即企业各项融资费用总额占融资额度的比重约在5%至17%之间,较以往年度有明显下降,但存在结构性矛盾,行业差异、主体差异明显,非利息支出(服务性收费和业务回报)减负有限等问题,成为企业融资成本难抑进一步下降的主因。

二、“降成本”是推动我国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举措

1. 加大降成本力度,是应对国内外形势最新变化的客观需要

自2015年以来,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速换挡回落,从高速增长转换为中高速增长。从当前经济发展环境看,我国实体经济发展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复杂严峻。一方面,外部面临着中美贸易摩擦、发达国家“再工业化战略”引致的高端制造业“回流”和欠发达国家劳动密集型低端制造业“分流”压力。国际减税竞争的日益激烈,将会引发全球企业布局的重新调整。另一方面,近年来,我国经济长期赖以发展的生产要素低成本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交易成本、税费、人工、土地、资金、能源、物流和汇率等企业生产成本的“八高”使得中国以比较优势和后发优势为主的“投资拉动型”和“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难以为继。自去年以来,李克强总理在多次国务院常务会议上谈及相关应对,并指出“许多国家都在酝酿出台减税措施,在新一轮全球竞争中我们要有‘抢跑’意识,用实际举措提高企业的竞争力”。

2. 加大降成本力度,是持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客观需要

随着成本降下来,实体经济发展质量明显提上去。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最近三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主营业务收入中成本份额持续下降,“降成本”效果显现。另外,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也快速上升,2017年达75187.1亿元,比上年增长21%,增速比2016年加快12.5个百分点。与此同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利润率也平稳上升,2017年达到6.46%,比2015年增长0.7个百分点。成本和利润“一降一增”反映出减税降费的各项政策措施卓有成效,全国企业经营状况持续改善。

3. 加大降成本力度,是助推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客观需要

十九大报告指出,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未来我国经济不再仅仅是量的增长,更重要的是质的提升。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将以“破”、“立”、“降”为重点突破,在清理传统过剩产能的同时提升高质量供给能力。“降”就是切实降低实体经济成本,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新形势下,进一步降低制度性交易费用,既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又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

4. 加大降成本力度,是抵御外部不确定性影响、增强企业信心的客观需要

当前我国经济增速虽然仍保持在合理运行区间,但也面临“稳中有变”的外部冲击状况,特别是全球复苏共振临近尾声、中美贸易摩擦加剧形成不确定性伴随的不良预期,出口部门面临巨大压力,广东省的PMI已跌破50%的荣枯线。由于企业信心不振,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已跌至5.3%的历史最低水平,部分行业和地区困难加大,经济增速很有可能再下台阶。在这种情况下,通过加大降成本力度,以降制度成本为重点,减轻企业运营成本、财务成本和税费成本,有助于增强企业家信心,恢复企业经营活力和竞争力,助推产业转型升级和经济持续稳定增长。

三、影响降成本政策发挥效应的“痛点”分析

1. 宏观税负较高加大企业税收负担

我国宏观税负比较高,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上缴利税较多,政府性基金收入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增长较快,此外,还存在企业办社会的情况。同时,目前我国间接税的比重较高,2017年我国增值税收入达5.6万亿元,占税收比重的39%,这部分主要由企业部门负担,而由居民部门负担的所得税、房产税等直接税占比较少。此外,每当经济下行财政增收困难的时候,部分地方政府便开始清理各种税收优惠,甚至征收过头税,进一步加大企业的税费负担。

2.制度交易成本居高不下

制度交易成本居高不下已经成为实体经济发展的系统性梗阻,对产业结构转型和创新驱动形成了瓶颈制约,一定程度上弱化了产业供给能力的转换和企业微观创新活力的提升。

一是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致使制度性交易成本偏高。近年来,我国虽然在不断推进简政放权,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事项,但对企业来说,各种审批、许可行政事项仍然较多。

二是在人口结构变化、劳动者合法利益被保障以及居民收入水平和生活品质不断提高的背景下,劳动力供求变化及社保分担机制不健全导致用工成本快速上升。

三是受定价机制、交易税费、流通费用、开采成本等因素影响,我国能源成本总体上相对较高。目前,国内天然气价格机制仍不完善,对市场信号反应不灵敏。每升汽油中税费占比接近50%。此外,煤电联动机制并未顺利执行,电价水平未能充分反映市场供求关系。

四是市场分割及物流管理不善导致流通费用高昂。受外向型经济突出、生产力布局不合理、物流行业管理不善以及高速公路收费等因素影响,我国企业的交通运输成本在企业总成本中占比偏高。

五是融资体制不完善导致企业融资成本居高不下。当前,以国有大银行为主的金融体制及金融资本“避实就虚”,货币市场短期利率水平降低不能有效传导到信贷市场,使企业融资成本居高不下。

3. 涉企经营服务性收费偏高

一是中间服务费用过高。调查显示,涉企经营服务性收费中,中介服务收费和协会商会收费是“大头”,个别“红顶中介”、行业协会、商会打着相关旗号,利用行业资源垄断优势,违规收取高额会费、评审费、服务费,加大了企业成本压力。国有垄断行业收费也是企业“怨言”较多的领域。

二是基层部门收费行为亟待规范。基于全国12358价格监管平台的涉企收费相关投诉数据(其投诉主体多为小微企业及个体工商户)分析发现,小微企业投诉基层政府部门乱收费、对减免收费政策落实不到位、收费标准过高等问题较为突出。

三是部分原材料成本加快上涨,由于需求超预期、产能置换滞后以及运输成本上涨等推动,2017年,我国煤炭、钢铁、天然气等部分原材料价格出现大幅上涨,导致下游企业成本加快上涨,企业成本压力大幅上升。

4. 减免税政策门槛较高

一是税收优惠政策设计门槛较高。以汽车行业为例,享受优惠的企业必须满足鼓励类主营业务收入占企业总收入70%以上的条件。因此,税收优惠额度大部分被具有垄断性质的中央企业享受,如石油、煤炭、矿业、电力等,中小企业往往“看到吃不到”。

二是缺乏符合地方产业发展的特色税收优惠政策,对产业结构的引导能力较弱。作为国家扶持相对落后地区的有利工具,先行的税收优惠政策存在着诸多问题,突出表现在税种单一、形式集中;大多存在于企业成立初期;对企业本身要求高,政策普及度不够等。

四、政策建议

1.进一步降低企业税负

改革完善增值税,按照“三档并两档”方向调整税率水平,重点降低制造业、交通运输等行业税率,提高小规模纳税人年销售额标准;大幅扩展享受减半征收所得税优惠政策的小微企业范围;大幅提高企业新购入仪器设备税前扣除上限;实施企业境外所得综合抵免政策,扩大物流企业仓储用地税收优惠范围;继续实施企业重组土地增值税、契税等到期优惠政策;考虑从选择性税收优惠政策转向普适性减税政策,适度地、普遍地降低名义所得税税率水平。。

2. 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

一是加快行政审批进度。建议优化审批和备案流程,试行网上审批和备案制度;鼓励行政审批先行先试的地区率先突破,着力推行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加快推进产能过剩、扭亏无望的“僵尸企业”要实施市场化退出,优化实施“三去一降一补”的产业和财政政策,以减少政府后续的财政压力;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探讨以必要的退出援助政策,从源头上消除国有企业退出的阻碍。

二是推进金融改革和融资机制完善,切实降低企业财务成本。  改变银行主要依靠存贷息差赚取利润的模式,使金融资本真正服务于实体经济。大力发展股票和债券市场,使企业的融资渠道更加多元化,利率水平更加反映市场资金的供求状况。加强对影子银行、同业业务、理财业务等方面的管理,清理不必要的资金“通道”和“过桥”环节,抑制金融机构筹资成本不合理上升。

三是推进能源价格体制改革,切实降低企业电力成本负担。  深化现有的能源价格机制改革,进一步理顺能源产品价格关系,切实反映市场供求变化。加快在趸售电价、留存电量价格、直购电和富余电量消纳、天然气直供、天然气经营企业成本监审等方面的改革步伐,进一步降低企业能源成本。

四是建立和完善社会化、专业化的物流服务体系,形成一批具有较强竞争力的现代物流企业,扭转“小、散、弱”的发展格局,提升产业规模和发展水平。进一步优化通行环境,加强和规范收费公路管理。

3. 降低企业非税负担

一是强化政府服务意识。促使政府服务精准、到位,做好“店小二”,做到有求必应、无事不扰。具体而言,应完善政府公共信息服务和共享平台,完善各领域办事公开制度,进一步扶持“双创”,保障公平竞争环境;应充分运用云计算、大数据开展“互联网+政务”,提升政府专业化服务能力。在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下,政府应重视补足产业链和完善市场规则体系。

二是加强行业协会管理,全面清理、规范行业协会涉企收费。继续加大涉企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以及各类政府性基金清理力度,完善收费目录清单。建立高效、畅通的企业负担投诉处理机制,强化、完善乱收费举报、查处和问责机制。

三是全面清理规范行政审批中介服务,破除行政审批部门与中介服务机构的利益关联,厘清行政机关与行业协会、商会的职能边界,努力杜绝行业协会、商会利用政府影响设立收费项目的情况。

4. 降低减免税政策门槛

在不同规模、不同阶段的企业之间优化配置财政创新资源,避免研发资源的闲置与浪费,让税收激励贯穿企业全生命周期、涵盖创新活动每个阶段,激发广大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活力。

一是要放松、扩展税收优惠政策条件与适用范围,加大对初创期和成长期企业、中小企业扶持力度,增强高新技术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税收激励,让财税激励政策贯穿研发、转化、生产各个环节。

二是要鼓励发展地区特色产业。可以通过改变优惠政策的方式来改进,同时加大间接税的优惠政策。如西部具有庞大的石油、金属、天然气等资源,利用这一自然资源优势制定可持续发展战略,形成产业链,吸引外资,同时拉动其他产业发展。

三是加大税收优惠政策的覆盖面,提高对偏远地区企业的重视度。密切关注老、少、边、穷地区,加大对其税收优惠的支持,可以专门针对这些地区设置相应的优惠政策。

责任编辑:张洽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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