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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基因的刑事立法,已经迫在眉睫?

2018-11-28 16:02 有问
CCR5基因 基因编辑技术

摘要:婴儿如果已经出生了,对于婴儿和其父母,当然还是要避免个人信息泄露,尽量保护当事人的正常生活。但是对于组织者,如果明确定性为违规,甚至于违法,那么就必须在法律法规的框架下追究其相应的责任。而对于其主管部门,需要承担什么责任,也是需要考虑。

导读:

来自中国深圳的一组学者11月26日向外界宣布,一对名为露露和娜娜的基因编辑婴儿最近在中国健康诞生,是世界首例免疫艾滋病的“基因编辑婴儿”。引发公众热议和广泛担忧。

有问平台邀请到多位医学、法学、哲学等领域专家,对此事件进行深度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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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技术要应用到人身上,法律怎么办?

科学界为何如此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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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R5作为G蛋白偶联因子超家族(GPCR)成员的细胞膜蛋白,是HIV-1入侵机体细胞的主要辅助受体之一。以CCR5为靶点的HIV-1受体拮抗剂越来越受关注,也被认为是阻断艾滋病入侵的良好方法。

理论上而言,人为突变CCR5基因,的确可以降低艾滋病的感染风险。

CCR5作为细胞内趋化因子的受体,在调控T细胞和单核/巨噬细胞系的迁移、增殖与免疫中可能发挥着作用。CCR5缺失可能会提高感染HIV以外的其他病毒、患癌以及其他疾病的风险。另外,CCR5基因敲除小鼠可能有一定免疫缺陷、心脏血压等方面的表型(空间记忆异常、胶质细胞和神经细胞功能异常、血细胞和免疫细胞异常、巨噬细胞趋化性异常、心血管系统异常等)。

CCR5基因作为人体一个正常表达的基因,以上是我搜集到的其可能的功能信息,但是其具体功能我目前无法准备判断。也就是说,敲除CCR5,虽然有可能降低艾滋病感染风险,但是也可能同时造成正常生理功能的缺失。即使目前还没有发现CCR5基因的具体生理功能,也不表明其生理功能就不重要。

一个说法是,北欧人群有比较大的比例CCR5基因天然突变掉了,从而造成抗艾滋病毒的能力比较强,但是中国人本身CCR5基因突变的比例低,这两类人群的遗传学背景是不一样的,北欧人缺乏CCR5基因如果没有明显不良后果,不等于从中国人敲除这个基因后就没有不良后果。这些都需要基于谨慎系统的研究才能有确切的结论。

即使技术上没有任何脱靶效应等问题,删除一个正常基因,那也应该是有潜在风险的,因为我们目前还无法完全清楚每个基因的所有功能。而且,这种针对早期胚胎的基因编辑,会遗传给后代,并通过血缘关系传播。一旦有问题,将无可挽回。所以谨慎是必须的。

现在有对晚期癌症患者的基因治疗临床试验,跟这个胎儿的基因编辑,本身不是一个层面的问题。一个不可遗传,一个可遗传。一个是考虑收益大于风险,一个说不清楚收益和风险之间的关系。当然对晚期癌症患者的基因治疗临床试验,也必须在法律法规的框架下进行。

婴儿基因编辑如果滥用,人类遗传基因库可能会被完全改变。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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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基因编辑能否用于人类胚胎生殖问题,早在2015年12月华盛顿召开的人类基因编辑国际峰会上就有讨论,当时中国中山大学科学家修改人类胚胎基因的研究一经宣布,立即导致争议升级。之后,关于基因编辑技术能否用于人类胚胎研究或者怀孕目的,讨论非常激烈。

基因编辑技术可以用来治病,这个科学界似乎可以接受,但用于胚胎生殖,科学家们反对呼声很高。大多数科学家都提出,要抑制订制婴儿和“完美宝宝”的出生,这背后体现出来的是对人类未来命运的担忧。

因此,此次案例之所以引发大家的热议和关注,主要还不是伦理审查程序是否合规的问题。即便找中国最权威的伦理审查机构进行审查,如果这个科学研究被批准了,想必大家的关注度和异议还是一样的。问题的症结在于,这个实验打开了一个“潘多拉魔盒”,而放出来的是天使还是魔鬼,却并不确定。

免疫艾滋病基因编辑婴儿只是基因编辑技术应用于胚胎生殖的第一个试探性动作,倘若不加重视,会引发很多不良的后果。比较普遍的伦理后果有几个:

(1) 基因编辑技术应用于人类胚胎生殖存在很多科学和技术上未知的风险,可能会带来对人类基因库的破坏。不确定的风险是最需要审慎对待、严格评估的。此案例中,科学研究的“科学性”、“可靠性”和“合理性”尚且无法证实和证伪,毋宁说还有一些人文和社会方面的风险更值得考量了。

(2) 基因技术应用于人类基因筛选和改造的逻辑是用优良基因取代劣等基因,但是何谓优,何谓劣,却没有一个统一的、公认的标准。选择什么样的基因进行编辑?谁有权利选择?这一直是伦理学上的难题。

(3) 基因可以“改写”或者“订制”人类婴儿,可以某种程度上“决定”人的命运,人之为人的重要意义就是生命的独特性和唯一性,而订制婴儿倘若发展开去,会对人类的价值、尊严和意义带来严峻挑战。美剧《千钧一发》正是对基因决定论的反思。一个是自然孕育生产的哥哥,一个是基因技术筛选的弟弟,小时候哥俩自然条件方面的差距,在哥哥的努力和梦想面前,被逐步缩小、追赶甚至反超。技术的力量固然强大,但是人性的光辉也更加不可忽视,不可磨灭。

(4) 这个技术一旦应用于订制婴儿,也会加剧社会资源的不平等。因为这部分资源最初可能会掌握在少数精英阶层手里,优势资源的集聚和倾斜,会更进一步带来社会关系的不平等,引发新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

新的技术要应用到人身上,法律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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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科学实验,首先伦理委员会应当合法报备。

其次伦理委员会委员应当具有相关知识和能力,做到独立审查,自由发表意见,并充分讨论。

从目前伦理审查结果来看,这个所谓的伦理委员会形同虚设。

我觉得涉及基因方面的刑事立法,已经到了迫在眉睫的程度,呼吁尽快通过刑法修正案,对相关经营领域的违法行为,进行刑法层面规制。

另外因为国务院的放管服要求,国家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把医学新技术的准入从许可制改成备案制,对于具有较大伦理风险的医学进行新技术的临床应用,应该还是执行严格的许可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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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现有法规对此已有相应规范。

2016年部门规章《涉及人的生物医学研究伦理审查办法》。第7条规定,从事涉及人的生物医学研究的医疗卫生机构是涉及人的生物医学研究伦理审查工作的管理责任主体,应当设立伦理委员会,并采取有效措施保障伦理委员会独立开展伦理审查工作。医疗卫生机构未设立伦理委员会的,不得开展涉及人的生物医学研究工作。

第18条规定涉及人的生物医学研究应当符合知情同意伦理原则、控制风险原则,同时该规章规定了涉及人的生物医学研究的伦理审查、批准实施的具体程序,并规定了医疗卫生机构、项目研究者等相应的法律责任,除罚款、警告行政处罚外,违反该规定的机构和个人,给他人人身、财产造成损害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根据科学技术部、卫生部2003年颁布的《人胚胎干细胞研究伦理指导原则》第6条的规定:“进行人胚胎干细胞研究,必须遵守以下行为规范:(一)利用体外受精、体细胞核移植、单性复制技术或遗传修饰获得的囊胚,其体外培养期限自受精或核移植开始不得超过14天。(二)不得将前款中获得的已用于研究的人囊胚植入人或任何其他动物的生殖系统。(三)不得将人的生殖细胞与其他物种的生殖细胞结合。基因编辑及后续生殖实验已明显违背前两项规范。

除了以上问题,对基因编辑婴儿本身来说,基于其生命本身的伦理争议,其人格尊严将受到损害,违反宪法、民法中关于人格尊严保护、胎儿利益保护的相关实体规定。

此次事件中,须查清该实验是否经过医院内部伦理审查委员会审查、该伦理委员会是否经过备案程序,以及卫生计生行政部门是否尽到监督职责。如果实验违反前述办法,项目研究者、伦理委员会、医疗机构将面临相应行政处罚,相关行政部门可能涉嫌玩忽职守;若因违法规定给受试者造成人身损害,可通过扩大《民法总则》第16条胎儿利益保护范围,使项目研究者、医疗机构等承担相应侵权责任;在实验开展者的刑事责任方面,我国《刑法》目前对此没有直接规定,但根据《刑法》第114条“以其他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此次实验不仅有损受试婴儿个人的人身尊严,为其身体健康埋下隐患,更是且存在危害社会公益之虞,对人类遗传基因库造成干扰,其风险不可估量,若此次实验经科学论证属“以其他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实验开展者将承担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刑事责任。

总体来看,我国当前针对基因编辑技术等涉及重大生命伦理问题的科技立法尚不全面,基因编辑入刑的立法论议题有待进一步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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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基因编辑等技术发展将技术后果的不确定性完全揭示出来,基因编辑婴儿带来的后果难以预料,不仅是对他者,对孩子自身更是,这让我想起了弗兰肯斯坦的故事。更为恐怖的是,一旦人工智能机器参与到基因编辑过程中,这个问题更加严峻,机器定制婴儿是出于自身考虑还是人类考虑?想到这里,人类未来前景更加堪忧。所以对这种行为从两个方面加强控制,一是把握住其行为的根据;二是从立法上要精准,完全限制这样的行为。

科技伦理”焦虑,是过度审慎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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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科技大学首例免疫艾滋病基因编辑婴儿,伦理审查令人担忧。类似的科学研究需要进行更加全面的伦理审查和风险评估,尤其是社会和伦理风险。

首先是伦理审查的规范性值得考量。关于此次研究的伦理审查是否符合程序还有待调查,就算符合程序,那么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程序?伦理审查委员会的委员构成是什么情况?有什么样的学科背景和行业背景?是否有足够的人文学者和伦理学家参加?有无经过严格的科学论证和充分的风险评估?如何验证和评估这个研究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如何看待这个研究的衍生效应及其对人类命运的影响?这些都值得研究。毕竟,任何关乎人类发展的科学研究再慎重都不为过。科学研究可能无禁区,但是科学的应用一定是有限度的。科技与伦理之间是存在博弈的。如果说科学技术的发展是一匹奔驰的骏马,那么伦理就是制约它的缰绳。对科学技术的发展不加限制,后果是不可想象的。此次事件引发的热议也足以说明大家对科技伦理问题的关注。

科学家肩负着对自然负责,对人类负责以及趋利避害的社会责任。我们需要时不时想一想,我们发展科学技术的目的是什么?要塑造什么样的人类未来?又该如何更好地构建人与技术的自由关系?科学技术与人是双向建构,相互构成的。人创造了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反过来也塑造人,我们需要合理地发展科学技术,审慎评估可能的风险,有所为有所不为,使之向着更有利于人类发展的方向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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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编辑技术目前还不成熟,应用于人类可遗传性基因编辑,其后果还不可预料。所以说还不是应该做的时候。目前国内外在体细胞的基因编辑治疗一些疾病上,已经开始有一些比较谨慎的探索。我认为完全禁止基因编辑是没有必要的,但是必须得严格规范。将可遗传的基因编辑应用于人类,就是基因编辑婴儿,现阶段应该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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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必须明确问题的本质,我们是反对基因编辑技术用于人类生殖还是反对不成熟的基因编辑技术用于人类生殖?如果是前者,那么该技术是反人类,反自然的,例如克隆人技术,异种移植技术;如果是后者,只是该技术暂时不成熟,目前人类难以驾驭该技术导致风险未知,弊大于利,有朝一日技术成熟,可以用于人类生殖。从人类的发展史来看,人类从来不拒绝利用技术改变自己的生存和生活条件,例如隆胸,变性,变脸等,所以,如果未来基因编辑技术成熟,而且在严格的规范下是可以用于人类生殖,以防止某些严重的遗传病,基因缺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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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编辑所造成的损害,同其所带来的收益,可能并不成比例。对个体来说,基因编辑婴儿在未来入学、就业、结婚等多方面都可能被广为关注,受到不利影响,甚至遭到歧视,而且其未来的健康权、生命权都可能受到损害。基因编辑婴儿长大后,可能难以接受自身基因曾被编辑。对于人类来说,基因编辑婴儿将来结婚生子时必然会传递给下一代,渐渐进入人类基因池,从而可能会影响人类共同体的命运。因此,基因编辑造成的损害可能是巨大的。

基因编辑应该受到限制。基因编辑所带来的收益可能很小。艾滋病并不是威胁全球大多数人的普遍性疾病,经过科学防护,艾滋病是可以被有效预防,甚至被消除的。以基因编辑的方式阻止艾滋病,存在技术风险与伦理风险,使被基因编辑的个体和全人类的生命健康安全,都处于不确定性之中,可以说是得不偿失的。

科技运用应符合伦理道德准则,符合法律规范。即使获得了志愿者父母的同意,也不能随意实施基因编辑。就如同堕胎一样,即使父母双方都同意,也可能是违法的,涉嫌侵犯胎儿的生命权。由于存在信息不对称,志愿者父母可能无法准确判断基因编辑所带来的风险,而且科技运用者可能存在自身的利益考量,所以同意机制应当是最低门槛。

基因编辑涉及公共安全,在运用时不仅应当考量个体利益,还应当考量全人类的利益。 科学具有不确定性。“冒险”运用新科技,最终可能造福全人类,但也可能毁灭全人类。新科技需要审慎地被运用,不可控的风险不应被包容。尽管现代风险社会中的“风险”可能被过度放大,但只要涉及人类生命健康,只要涉及人性尊严,新科技地运用就应当做到“零风险”。

如果“基因编辑婴儿”已经确认出生,我们该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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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能尊重与保障孩子的生命权与法律上的人格。但考虑到孩子的基因特质,无论为了孩子的健康,还是为监控可能的基因变异与扩散风险,都很可能需要对孩子进行终身跟踪观察,且其生育权很可能受到限制,以防止有关基因扩散。因此孩子的人身权会受到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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婴儿如果已经出生了,对于婴儿和其父母,当然还是要避免个人信息泄露,尽量保护当事人的正常生活。但是对于组织者,如果明确定性为违规,甚至于违法,那么就必须在法律法规的框架下追究其相应的责任。而对于其主管部门,需要承担什么责任,也是需要考虑。

另外,如果这次事件定性为非法,但是现有法律法规又不足以阻止后面出现类似的问题,那么还应该考虑法律法规如何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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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这个事实令人感到遗憾,但发生的已经发生了,只能严密跟踪与监控,将可能发生的风险降到最低。同时,以此为戒,在基金编辑技术的应用及其后果尚未明晰之前,不再将基金编辑技术应用于人类胚胎生殖。规范伦理审查机制,对诸如此类的科学研究进行更为严格的伦理审查。加大科技伦理的教育力度,在高校和科研院所加强科学与人文融通的教育,以防患于未然,并引导科学家负起自己的社会责任,进行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传播,让公众更好地理解科学,让科技在与伦理的博弈中,向着有利于人的方向前行。

责任编辑:宋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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